於 2020年8月1日 (六) 13:16 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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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本電子全文由翁佳音老師授權淡水維基館收錄，並同意額外附加超連結及地圖對照。

簡介

• 大台北古地圖考釋
• 書籍類別：史籍類
• 書籍作者：翁佳音
• 年　　份：1998年
• 書籍定價：200元
• 書籍內容簡介：作者利用荷文文獻或語言的分析，對一張1654年荷蘭古地圖中的部落社址、山川地理、產業建築，作有別他人的考釋。本書的出版希望藉由台灣早期歷史的理解，可以深化、擴大台灣史整體的認識。

• • 本研究僅採用大台北古地圖考釋之==第四章 淡水河口 一八、三一至四三號地圖解讀==

主頁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結語　｜大臺北古地圖

一、前言

一六二八年，西班牙佔領淡水，築「聖道明（Santo Domingo）」角面堡。第二任雞籠守將以沙巴里（Taparri）土番不馴，禁西班牙人到淡水。一六三○年，以耶士基佛（J. Esquivel）神父之請求，准借船隻與兵員與神父往淡水。抵達淡水後，士兵即逃亡，耶士基佛神父仍在淡水學習當地語言及教化番人。[1]三八年，西人因防禦力不足，毀淡水角面堡，撤離。四一年八月，荷蘭人上尉林哈（Joan van Linga）率三百十七人乘船攻打雞籠城，將對岸的金包里番社（Kimpaulij）燒焚成灰燼。歸途，與淡水的居民締和，置於保護之下。十月，淡水人來大員，向當局獻地。[2]翌年八月攻下雞籠城之後，九月二○日，淡水地區北投、武𠯿灣九個番社前來雞籠獻地歸順[3]。

一六六四年到一六六八年之間，荷蘭人再據雞籠時，淡水河口一帶曾為明鄭軍隊所據。

二、解讀

18.Spruijt nae Gaijsan

*圖檔簡述：大台北古地圖_18-19_新店溪與海山之溪
*來源：截自大台北古地圖
*詳參：大台北古地圖考釋/第三章、大台北古地圖考釋/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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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海山之溪

多年前，考古學者劉益昌先生率先指出這條「Spruijt nae Gaijsan：往海山之溪」就是五股鄉冷水坑溪後，我繼續進一步發現這條溪通往清代的海山堡地區，故主張海山堡的地名起源，與這個「Gaijsan」一字有關。中村孝志先生也接受我們的意見，後來在他的演講稿中，便將這條溪譯為「海山川」[4]。

從本圖所繪的地點來看，這條（冷水坑）溪剛好與十六號關渡的「Ruijgen Hoeck：野生灌木林河角」成對角，與今天的地勢幾無二致。此溪流經新莊的海山口，而「往」樹林、三峽一帶，是荷蘭戶口表中的「倈里討士分Baritschoen」人區域（見第七章），這個區域就是清代行政地區的海山堡範圍。所以，「海山堡」地名已經完全可確定是起源於「Gaijsan」。

我除了證明海山堡的地名由來外，還推定「Gaijsan」是西班牙語的變化而來，可惜，引用者不多，今再略抄如下：[5]

Gaijsan有可能是起源於西班牙文的「faisán」……意即野雞、雉。我的理由是這樣的：

1. faisán與荷蘭資料中的Gaijsan、Gagaisan發音相當接近，在語言的變化上，「F」是可以轉訛發成「H」的。
2. 西班牙人於一六二六年佔領基隆之後不久，菲律賓群島長官……曾於向西班牙國王報告時，提到基隆、Castilla一帶產有水果，以及非紅喙的石雞……由此可見臺北地區早期的動物中，雞是普遍的。
3. 舊海山堡轄域的今三峽地名中，仍存有「白雞」一名。

31.Jagers veldt

*圖檔簡述：大台北古地圖_31-33_淡水河段
*來源：截自大台北古地圖
*詳參：大台北古地圖考釋/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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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獵園、獵場

本號雖標「狩獵園、獵場」，但於河邊卻繪有房子狀之圖，不知是否為原住民的「番社」或是「獵寮」。據給爾得辜的報告：

……〔淡水河〕河中有各式各樣的美麗魚類，但魚獲量甚少；〔那裡〕也很少獵捕獸類，沿岸居住的居民只獵取供自己食用。

既然只是「獵取供自己食用」，則似乎這個「狩獵園」或「獵場」的規模也應該不大，並且獵園中有獵寮或番社。這個地點的上方（即南邊），為十八號的「往海山之溪」。根據前面十八號的考訂，這條溪可確證是今五股鄉的「冷水坑溪」。進而若按圖的方位來判斷，五股鄉冷水坑溪北舊地名「成仔寮」一地，或許可以當成本號的候選地點之一。據云，該地地名起初因以飼養牲畜，故稱「牲仔寮」，後來取近音改為「成仔寮」[6]。若然，該地的地名起源，或許可以推溯至清代以前，與本號所繪有某種關係。

32.Touckenan

*圖檔簡述：大台北古地圖_32-34_淡水河段
*來源：截自大台北古地圖
*詳參：大台北古地圖考釋/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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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語拼音：Touckenan / Towquenan / Touckunan

漢譯名稱：奇獨龜崙社、大屯山、大洞山

一般考訂：無

三十二號的「Touckenan社」，迄今仍未為研究者比定出來，其原因在於無法從清代文獻或淡水一帶的舊地名中，找到直接對稱的社地。不過如第一章所言，由於這一張圖是以淡水、雞籠兩個觀察點所繪的雙圓心延伸圖，所以從淡水河口到基隆河會流處一帶畫得相當誇張，各號之間的間隔也拉很長，但實際距離卻很短。明乎此，要找本號今天的大致地點，就有可能了。

此社繪位於三十三號「瓦刦（Steen Backerije）」之南，中隔有一條小溪；十六號「野生灌木林河角」之北，亦隔一條稍大的小溪。十六號已經證明是今天的關渡，那條稍大的小溪，則是關渡的貴子坑溪。三十三號南邊的那一條小溪，如下一號所考訂，可能是指高厝坑（溪）。如此，圖上所繪的「Touckenan社」，應該就在這兩條小溪之間的地帶，也就是今天淡水的竹圍及其附近（清代的小八里坌庄），可以當成候選地點。

那麼，此社真的無法在清代文獻中找到對稱的社名嗎？未必盡然。清領臺之初的《府志》有兩段話云：

「奇獨龜崙山在雞籠鼻頭山西、淡水城東。山後磺山、圭州山」；「淡水城在上淡水江口，屬奇獨龜崙社……」[7]。

其中，「奇獨龜崙社（Ki-tok-ku-lün）」，若照原住民的地名稱呼慣習，「奇 = Ki」是接頭詞，語幹是「tok-ku-lün」。這個「tok-ku-lün」本字，不就是荷蘭文獻中「Touckenan / Towquenan / Touckunan」的直接對音麼！

「奇獨龜崙山」，《府志》稍後的縣志[8]謂：

由小雞籠蜿蜒而南，矗起屼立於淡水港之東北者，曰大遯山；「郡志」所謂奇獨龜崙山也：是郡邑諸山之少祖。卻而仄立於東者為磺山（土可煮磺，故名），西極於港口（內社二：雞柔山、外北投）。循港逆折而東，為干豆門（大遯山麓有小山與八里坌山，夾港東西相對，其形如門）。

亦即「奇獨龜崙山」就是「大遯山」（= 大屯山）。如此，本號的「Touckenan社」，即是清代文獻的「奇獨龜崙社」、「大屯山社」。當然，這樣的考訂結果，又與一般把「大屯山社」比定在淡水鎮北邊的舊地名大屯庄（屯山里）內，產生嚴重衝突。一考訂在大屯山之南側，一比定在大屯山的北側。

要解開衝突之關鍵並不難。大屯山脈的南北山麓一帶，在地名命名上，都有資格用「大屯」這個名稱，所以北側有大屯庄之名，實屬理所當然。那麼，南麓並無「大屯」之類的庄社名，為何我還堅持清代「大屯山社」應該在南麓──即本圖所繪的竹圍一帶之「Touckenan社」？除了本號的位置與上引清代文獻證據外，尚有兩個理由：

一、我不同意一般人將「大屯社」比定為淡水鎮北邊大屯庄，也不贊成把清代文獻中的「圭北屯社」，解釋成「大屯社因容納了從圭柔山、北投仔遷來的平埔族人，故各取一字，改稱為『圭北屯社』」。我認為「圭北屯社」如同「雷朗社」、「圭泵社」一樣，是清代屯丁造冊中，統稱幾個社的方便用語。這個屯丁造冊中的圭北屯社，係指「圭（雞）柔社」、「北投仔社」與「大屯社」之統稱。不然，會衍生很多解釋上的問題[9]。

二、如果對照有登錄方向規則的荷蘭番社戶口表，「Touckenan社」之外，還有一個類似大屯庄社的社名：「Toetona」[10]。然而，「Toetona」與淡水北邊的林子、雞柔社擺列在一起，而「Touckenan」則與南邊的北投、唭里岸社順序相連[11]。以下四十一、四十二號將會證明「Toetona」與「Kaggilach」一樣，是屬於林子社一帶的圭柔社系統，因此大屯社應另成一區，不會與圭柔社雜揉在一起。

假如再進一步用帶有歷史想像力的考證，則二十三、四戶，人口七、八十人的「Toetona」小社，就語音而言，與臺語的「大屯仔（Töa-tun-á）」相當接近[12]。由此，似可更可進一步間接證明淡水鎮北邊大屯庄，並非荷蘭時代以來的「奇獨龜崙社」、「大屯山社」──除非有直接證據指出大屯山社在清代中期搬遷到北麓，造成南麓的廢社。

大屯山社戶口表

33.Steen Backerije

*圖檔簡述：大台北古地圖_32-34_淡水河段
*來源：截自大台北古地圖
*詳參：大台北古地圖考釋/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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磚窯、瓦刦

「Steen Backerije」，即「煉瓦」、「燒磚」的工作坊。荷蘭漢學家施萊格（Dr. G. Schlegel）所編的《荷華文語類參》作：「陶窯；瓦窯、磚瓦窯」。本圖中繪了兩座煉瓦或燒磚的工作坊，一圓一方。

淡水海岸地帶多石灰石，在西班牙時代已十分瞭解沙巴里（Taparri）地方有很豐富的石灰石，可燒製建築用材[13]。給爾得辜的報告也說：

這裡也是燒磚的好地方，並且從小山崙中可砍伐木材，製造各種有用的器物。

不只如此，當荷蘭人重佔雞籠島時，亦曾派船隻或令金包里番到「南海灣（zuitbay）」──即淡水──伐取木材與石灰石，而在雞籠城內週圍一六九荷呎（約五十公尺）的灰窯中燒製[14]。今天淡水鎮內猶有「灰刦仔庄（Fu-iô-á-chng）」與「瓦刦坑（Hiä-iô-khin）」的舊地名，可謂其來有自。

本號的地點既然繪在三十二號「奇獨龜崙社」之北、三十四號「北投仔」之南，兩旁又繪有坑溪，依此來判斷，從「瓦鴴坑」到內、外竿蓁林一帶，都是可能的候選地點。

這一地帶，在以前應該有「瓦刦」的舊地名，但後來卻不再使用，只留下「瓦刦坑」一詞。

34.Rapan

*圖檔簡述：大台北古地圖_32-34_淡水河段
*來源：截自大台北古地圖
*詳參：大台北古地圖考釋/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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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語拼音：Rapan / Rappan； Kijpatauw / Kijpatou / Kipatauw / Kipatauw / Kippatauw / Kipatou / Kipatouw / Kijpatauw / Kijpatou

漢譯名稱：北投仔社；內、外北投；內、外北頭

一般考訂：無

三十四號繪有兩小排狀似豪華的屋子，與三十二號的「瓦刦」隔一條稍大的坑溪，與三十五號的「沙巴里」則隔一條小坑溪。此號圖左邊近噴硫磺霧的山丘之處，又另繪有一稍大的村落，但未標號碼（見圖4-1）。

本號的番社標名：「Rapan」，但遍查目前已經出版的資料，卻沒有同樣的社名存在[15]。顯然，此社應該是某社的另外名稱，我們得從另外角度來考訂。從荷蘭文獻有關番社名稱的資料中，我們可以發現，番社有時候是以頭目的名字為社名，例如「Wadding」溪畔的「Tokojan」番社，頭目之名為「Wadding」[16]；「Laco」社與是峰仔峙的頭目「Laco」[17]有關。北部原住民的番社名，與頭目名稱，有一定的關係。

據此，我們可在一六四六年前後的一份「某士兵及路加嘰臘士調查公司統治下淡水、武𠯿灣兩河流域各村首長名及戶口表」[18]中，找到解開「Rapan」社的線索。表中，「Kipatou（北投）」社的頭目名就是「Rapan」，該社39戶，134人。與一六四七年以後戶口表中的「Kipatauw社」規模大致一樣，都是指北投社。

北投社戶口表

關於北投社的資料，西班牙人曾指出：北投（Quipatao、Quipatas）是個大社，約有八、九村社，位於山腳下，與林子（Senar）社相近，可以由陸路走到那裡。該地產有大量的硫磺，故社人較其他番社為富有」[19]。荷蘭資料亦云：「北投（Pattau、Pattauw）社的兩位頭目名為Gacho（Gackgouw、Ghacho）與Limouan（Limbang、Limwan）」；此社是大社，亦另有一社名：「Massouw」[20]。

綜合以上證據，我們因此可結論：「北投」是包括幾個小社的大社名，故文獻上有時會以另外的名稱呈現[21]。本號的「Rapan社」，可以說就是「北投社」的另一個名稱，或是其中的一社。如果再回頭看本號圖，標有號碼的「Rapan」社，雖房子畫得較「豪華」，但社的規模卻比噴硫磺霧山丘旁的未標號之番社為小。這座噴硫磺霧的山區，無疑是今臺北市內北投地區的大屯山與硫磺谷，山下的番社是清代文獻中的「內北投」。如此，「Rapan」社就是淡水鎮的「北投仔（今北投里）」，也就是清代文獻中的「外北投」了。

至於外北投社兩旁的坑溪，南邊應為「內竿蓁林坑（溪）」，北邊為「鬼仔坑（溪）」。我們所以要確定圖上所繪的坑溪究竟指今天的哪一條，其實與下一號著名的「Tapparij」社社址之確定，有著密切的關係。

35.Tapparij of balaijo dorp

*圖檔簡述：大台北古地圖_34-37_淡水河段
*來源：截自大台北古地圖
*詳參：大台北古地圖考釋/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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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語拼音：Tapare / Tappare / Taparri / Tapparij

漢譯名稱：沙八里、淡水、澹水社

一般考訂：金包里社

本號「Tapparij of balaijo dorp：沙巴里，一名馬賽社」，「balaijo」為「basaijo」之誤，即「馬賽人」。圖上的本社位置，在淡水紅毛城之旁，與三十四號「北投仔社」之間，有一條坑溪，這一條坑溪，如上所比定，應為「鬼仔坑（溪）」。換言之，從本圖標誌位置來看，「Tapparij社」就在今天淡水鎮的鎮中心地帶。後面繪有「未耕平埔」，實為今之「大田寮」一帶。本圖與淡水鎮地名古今相互呼應，亦由此可見一斑。

可惜，這個原住在淡水鎮中心、且在近代初期北臺歷史上，與雞籠金包里人（Kimauri）並聞於世的「Tapparij社」人，幾乎千篇一律被錯誤比定成今金山或萬里鄉一帶。關於「Kimauri」與「Taparri」地名的重新辯正，我在最近出版的《萬里鄉志》內已經有所發揮[22]，敬請讀者自行參讀（見圖4-2）。

這裡僅擇要點略提一下我上舉的考訂：西、荷文獻中的「Tapparij社」，其實就是稍早明代漢籍文獻中的「沙巴里（Sa-pa-lí）」一地，早在歐洲人未來臺灣之前，已為違法犯禁、私通海外的漢族商人所知的交易地點。

及至西、荷佔領淡水之後，有關「Tapparij沙巴里社」的資料相對多起來，我們可藉此為該社的歷史作部份的重建。根據西、荷文獻，沙巴里與金包里都是馬賽人的番社（Basaeyers dorpen）[23]。而且，從西班牙報告中，似乎有跡象顯示雞籠的金包里人是源出淡水沙巴里[24]。若然，則隨著西班牙人的行政、宗教重心在雞籠，使得淡水沙巴里社人的社會與文化發展，在近代初期的國際商業交易史中，為金包里人所超越。

西班牙來淡水之際，沙巴里番人住在淡水河口的山中及海邊，大約有四、五番社。但歐洲人來臨後，沙巴里人曾被迫作短距離的遷社。例如：一六三二年，沙巴里舊社（Taparri el viejo）的番人因奪取赴柬埔寨船隻的船貨，故被西班牙人焚社，舊社的社址也是Bartolomé Martinez神父溺斃的地方，都在河口一帶[25]。西班牙神父並且曾建議將這些沙巴里番社遷集到河口，俾成一個大番社。後來是否執行，暫不得而知。不過，據本圖可知，若有遷徙，也都是遷到今淡水鎮的鎮中心地帶。換言之，都在一公里方圓之內移動。

沙巴里也是西班牙神父耶士基佛（Fr. J. Esquivel）最初來淡水傳教的地方，他並將雞籠地區遭暴風雨打壞的漢人教堂之建材，移到這裡來，另建「洗禮約翰（S. Juan Bautista）」教堂。為了向當地原住民宣教，耶士基佛神父甚至在當地學習沙巴里語（即淡水語），並編輯《淡水語語彙》（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de loss Indios Tanchui en la Isla Hermosa）、《淡水語基督教理書》（Doctrina cristiana en la lengua de los Indios Tanchui en la Isla Hermosa），可惜，這兩冊書，迄今仍下落不明。

耶士基佛神父亦曾建議在淡水城砦附近建一間小醫院，用來治療漢人、日本人與原住民[26]。由此，似可窺見在西班牙時代，今淡水鎮的鎮中心地帶，除沙巴里原住民外，亦住有少數的漢人與日本人。無論如何，沙巴里人應該是主要的人口，從後來的荷蘭戶口表來看，亦在中型以上的番社之列。

澹水社戶口表

這個沙巴里社，據推斷，應該是清代文獻中的「淡（澹）水社」。因為淡水鎮境內的番社中，「大屯山社」，如三十二號所證，是「Touckunan：奇獨龜崙社」，「北投仔社」是三十四號的「Rapan」；而「小雞籠社」與「雞柔社」，下面四十一、二號將證明，是指「Kaggilach」、「Sinack」。但令人納悶的是，這個與外界接觸頗早、人口並不算少的「淡水社」，到了明鄭時代還有「上澹水通事李滄愿取金自效，希受一職」，清初且替「內北投、麻少翁、武嘮灣、大浪泵、擺接、雞柔」社納餉[27]，為何在清乾隆之後並未選出番屯丁？是否這個著名的番社又被漢人趕走了，還是因長期以來與外界頗有接觸而「文明化」，失去了番人的身份與特質？

36.'t oude bossie

大台北古地圖_34-37_淡水河段

小片古樹林

本號繪於淡水紅毛城與淡水鎮中心之間，此一地帶仍屬「未墾平埔」的範圍，不知今天「官田」稍北的「破仔樹（Pö-á-chhïu）」，是否可當候選之地，地方上的研究者若有所發現，敬請賜教。

37.Tamswijse berch

淡水山

即觀音山，請注意倒數第二座山的山上繪有番社，此番社應該是大坌坑社。又，附帶一提的是，西班牙人在淡水時，曾在這裡建有防衛工事，與對岸的淡水城砦共同防禦淡水河口（見第六章）。

38.Reduijt

*圖檔簡述：大台北古地圖_38_紅毛城
*來源：截自大台北古地圖
*詳參：大台北古地圖考釋/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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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壘，即今淡水紅毛城。

西班牙人於一六二八年佔領淡水地區之後，就在今淡水紅毛城的附近建造一座城砦，名為St. Domingo。翌年八、九月間，南部的荷蘭人曾派遣一艦隊欲逐北部的西班牙人，但被守將Joan de Alcarazo用計擊退[28]。當時，荷蘭人已繪有雞籠、淡水的情報圖，淡水的圖上有一四角形的城砦，標名為「de Ronduit op Tamsuÿ（淡水城砦）」[29]。

不過，這座城砦的建材，據一六三二年耶士基佛神父的報告，得知係用土塊、竹幹與木材，難以防禦，故建議用磚石改建[30]。一六三六年，淡水城砦遭原住民夜襲而燒毀。翌年，西班牙人改用磚石建造[31]。但大約一年左右之後，即一六三八年，西班牙人以兵力不足等原因，毀淡水城砦撤離。

一六四二年八月，荷蘭人攻下北部後，又在原址上建造城砦[32]。十一月九日，荷蘭人舉行淡水城砦的命名，以當時的第九任巴城總督范‧帝門（ Anthony van Diemen）之名，為本城砦命名：安東尼城（Fort Anthonij / Anthonio）。城砦的四個角也分別冠上名稱，即：半月形窗的（南）西角為「帝門（Diemen）」；北東角的「瑪莉亞（Den Burcht Maria）」，與南（東）角的「硫磺角（Swaevelpunt）」，另一鈍角及半月門，則仍舊未命新名[33]。

給爾得辜報告云：

城砦相當深邃，矗立於河口適當的位置，係由地上建起四個厚重磚石砌成十字交叉圓拱的建築。地下有兩間地窖，放置儲糧、彈藥等物品。在下層兩個與上層兩個拱頂之間，區隔著四個房間，其間放置著鐵鑄大砲、貨物、現金，以及指揮官、砲手的武器。在入口處，設有哨崗，由此有兩個不相連接的樓梯，拾階而上可通往官員及一般士兵的住房。整座四方形的城砦，共有十二個漂亮的半月型窗戶，以保空氣流通。

城頂高處的柱狀塔相當寬厚，成八角形，為堅硬木材所造，頂尖包以鉛片，塔頂也緊密覆蓋著瓦片。因此，這座城砦相當堅固，且似所費工本不多。然而，此項工事卻有大缺陷，相當不適合防禦。

給爾得辜報告所描述的紅毛城，是一六五四年五月之前的狀態。因為他在五三年以瀆職被撤換，回大員接受審判，五四年被送回巴達維亞。而當年五月，淡水雞籠的議會決議遵照大員當局之令，要修補淡水城。不過，他們認為如只照大員當局的辦法來整修，無法耐久抵擋強風及地震，因為大樑已經朽壞。他們認為，最好是把八角形的屋頂拿掉[34]，改成平台，用四角形石塊和石灰鋪上，而隙縫、龜裂部份，則用亞麻油石灰泥（gallegal）來塗抹，以防漏水[35]。

不過，遲至一六五六年五月，從《臺灣日記》中，記載有城砦的柱廊部份已整修完工，並指出屋頂部份因有互相傾裂之危，終究得重新做[36]。可推知到五六年之時，淡水城的八角屋頂仍在。八角屋頂何時拆毀，還須進一步調閱原檔，才有辦法瞭解。

關於淡水城砦的緊鄰，給爾得辜的報告又云：

城砦的山腳下，有數間竹屋，住著〔原住民番社〕頭人及其他〔對公司〕忠誠的人。病院、打鐵店與公司的庭園，位於漢人市區與前述住家之間。

從本號圖，我們也可以看到紅毛城下，繪有兩三間房子，以及兩間大房子（其中之一應該是病院），最旁邊有一四方形圍著一間類似建築物，應該是打鐵店。此外，城砦的後面繪有一條水道，流經今淡水工商管理學院，似乎是「水碓仔（tsúi-tsui-á）」的舊水路一帶，但今已不見[37]。

有意思的是，一六六四年荷蘭再據雞籠時，主力置於雞籠島。前後四年之間，南部的明鄭軍隊亦曾派軍北伐，佔領淡水城砦。駐紮軍的統領老爺（Lauwja）就住在前荷蘭指揮官所住的房子，士兵駐紮於城外的茅屋，淡水城砦本身卻用來當粟倉[38]。這種情形與臺南的安平城（Casteel Zeelandia）一樣，「鄭成功率師至此，即就居焉；今為積穀之所」[39]。似乎對漢人來說，城砦不是個適合居住的地方。

39.Cinees quartier

*圖檔簡述：大台北古地圖_38-43_淡水河口
*來源：截自大台北古地圖
*詳參：大台北古地圖考釋/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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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人住區

圖上繪有三排整齊的房舍，與四○號沙丘之地，隔一條（或圳），並與三十八號的紅毛城隔一條溝（或圳）（見圖4-3）。由此來判斷，荷蘭時代的所謂淡水漢人住區，無疑就是油車口一帶。漢人住區後面畫有如細胞狀之圖，與四周繪有長方形格子處不同，這代表已經開墾的農田（有水道灌溉的水田，今天油車口與紅毛城附近，不是有「大埤」的地名麼？！）。另外，特別要注意的是，細胞狀圖上又繪有數間簡陋的房子，應係代表農人耕作休息的草寮，也就是所謂的「田寮」。這個水田地點，無疑就是大庄埔。

漢人來淡水油車口或附近活動，乃至落腳定居之事，比較可靠的文獻記錄是西班牙時代。如三十五號所述，淡水城砦附近已有漢人、日本人。到了荷蘭統治時代的一六四四年左右，荷蘭當局允許漢人前來淡水、雞籠居住，此後人數漸增[40]。進而四六年九月，卡龍長官寄信給淡水的下級商務諾柏（J. Nolpe），提到由於雞籠一帶無法耕種，故同意漢人在淡水種作[41]。

《臺灣日記》的一六四八年六月條，載云：淡水區已有七十八名漢人，其中，有些人與當地婦人（即原住民）結婚，並開始從事農耕，這是「因為武𠯿灣（Pimerowan）以及淡水河沿岸的收穫不足供養之故」[42]。由此可見，油車口一帶已經有漢人所開墾的田園與社區。從資料中，我們也可以發現，淡水區的荷蘭人主管常會到漢人社區來活動。一六五○年前後，甚至發生三十五名漢人控告淡水區主管朴洛克厚一（A. Plockhoy）與漢人石東（Siotangh）妻子有奸情之事[43]。一六五六年前後淡水地區原住民反亂中，本區（’t quartier）亦曾遭林子、北投與Pillien（雷裡社？）的番人燒殺，唯災情如何，資料並不詳備[44]。

40.Sant Duijen

沙丘之地

圖上繪有如山之狀的沙丘，無疑就是舊沙崙庄，即今沙崙里一帶。其隔鄰即為有名的油車口漢人住區。

41.Kaggilach

*圖檔簡述：大台北古地圖_38-43_淡水河口
*來源：截自大台北古地圖
*詳參：大台北古地圖考釋/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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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語拼音：Kaggilach / Cackerlack / Cackerlac；Kipas / Kypabe / Kibabbe

漢譯名稱：小雞籠社

一般考訂：雞柔、圭柔，淡水街圭柔山。

本號的「Kaggilach」，位於四十二號「Sinack（林子社，詳見次號考證）」的北鄰。荷蘭番社戶口表中，僅一六五五年的「Chinaer社」旁，有「Cackerlack社」，而且只出現過一次。五五年戶口表中的「Chinaer」、「Cackerlack」，就是本圖中的「Sinack」、「Kaggilach」已無須再證明。

我們在考證「Touckenan大屯山社」時，提出「Toetona」、「Kaggilach」與林仔社有關係，除了本圖所繪的位置證據外，現再舉其他資料以資證明，並進一步推定本社的今天地點：

一、如三十四號所指出的，北部番社的名稱，有時候是用土目的名字當社名，「Kaggilach」也是這個例子。如一六四五、四六年左右的人口表中，「Kipas」社的頭目名叫「Kakijlach」，三十二戶、一○八人。四七年至五五年戶口表中，僅一六五○年有「Kypabe」、五四年有「Kibabbe」[45]的社名，但五五年的表中卻無「Kypabe」，僅有「Cackerlack」社。「Kipas」、「Kypabe」與「Kibabbe」都是拼音稍異而實指同一社；因而五五年的「Cackerlack」社，就可以判斷是以「Kipas」社頭目名「Kakijlach」來登錄了。

二、我們把一六四七年至一六五五年戶口表中的林子（Chinaer）、Kypabe與Cackerlack，以及Toetona的戶口數整理如下表：

上表中，一六五○年之前，僅登錄林仔社的戶口，但到了五○年，林子社的戶口卻劇減將近一半。讅諸文獻，當時既無戰亂、爭伐而造成人口劇減之舉；而使人口死亡率暴增的風土病，則是一六五一年之事（見附錄三給爾得辜之報告）。那麼，林子社的人到底跑到哪裡去了？其實，我們若再看五○年新增「Kypabe」社，五四年新增「Toetona」社，不是有減少的人口被新增之社吸納的現象麼？換句話說，林子社口的減少，應該解釋成是同系統新社的分立。

又，據《臺灣日記》，林子社的頭目中有一人名為「Kaekielach」[46]，與「Kypabe」社的頭目名「Kakijlach」相同。進而，在清代小雞籠社土地契約的簽署人名之中，有名為「己力（Ki-lat）」者[47]，此名顯然與「（Ka）kilach」屬同一系統的命名。由此來看，本號與四十一號，以及「Toetona」社，都是同一個族群，在清代中被稱為「圭柔社」與「小雞籠社」。

接下來，我們就進行本號「Kaggilach」社址的比定。如上所證，此社另名為「Kipas」、「Kypabe」與「Kibabbe」，那麼，三芝鄉境內的「錫板（Siah-pán）」與此對稱。也許有人會質疑：此社既然在圖上被繪於林仔社之旁，怎有可能位於距離稍遠的三芝鄉境內？故應在淡水鎮內找類似發音的地名為宜。對此質疑，我想提醒一下讀者：本圖關於淡水鎮北邊到萬里鄉一帶的海岸，被濃縮得相當厲害，四十一號下方的四十四號經比定後得知是石門鄉的「麟山鼻」，由此可知本號所要表達的範圍，不只是淡水鎮而已。

42.Sinack

*圖檔簡述：大台北古地圖_38-43_淡水河口
*來源：截自大台北古地圖
*詳參：大台北古地圖考釋/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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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語拼音：Sinack / Senaer / Chinas / Cenaer / Chinar / Chinaer / Chettaer / Cginaar / Senaer / Cenar / Caenaer / Cenor / Cenner / Chinaen / Chinaar

漢譯名稱：林子社、雞柔社、圭柔社、小雞籠社

一般考訂：淡水、淡水鎮長庚里（庄仔內）或水源里

由圖上所繪來看，本號的房子比四十一號所繪來得更大，共有兩排房子，若我們在參照戶口表，可知此社至少在一六五五年之前，是一個大社。此外，屋後還繪有三塊田園，表示這個番社也從事農耕。

林子社戶口表

這個大社的位置，從圖上可知位於公司田溪的溪左，給爾得辜報告也說：

在城砦之後，有高高的平地及深谷，北投（Rappan）、林仔（Sinaer）及錫板（Kaggilach）等社的番人每年在那裡種作稻米。

既然在淡水城砦之後，公司田溪溪左，這個歷史上有名的番社社址就很清楚了，「林子街（Nâ-á-ke）庄」為不二之選[48]。然而，自伊能嘉矩以來，研究者卻千篇一律人比定成今天淡水火車站附近的庄仔內（長庚里）[49]，間亦有人比定為水源里者[50]。這樣的比定，顯然與本圖及報告產生嚴重衝突。

那麼，是否有可能這張圖畫錯了，還是「Sinack」社的人曾經在一六五四年之前，因為反抗西、荷殖民者，在被征討後（見下述），被迫逃亡而離開舊社，搬遷到圖上所繪的現址？

由於「Sinack」社在臺灣近代初期可謂是相當重要的番社，該社社番不只與外界交涉頻繁，而且也是提供北部其他番社米穀的生產者（詳下），因此有必要不厭其煩地重新檢證史料。如所週知，西人據淡水之後，大約於一六三二年左右，於「Senar社」築一小教堂，獻給「玫瑰聖母堂（Nuestra Señora del Rosario）」，「此村在寧靜有樹林的小山之上，周圍有肥沃的耕地，為此地方的首府，有中國船舶入港之安全港口」。耶士基佛神父又從淡水城迎聖母像到Senar社安放，後來有記錄云：兩地之間的路程為一西里（Legua）半[51]。另外亦為後來的記錄則說「Senar社」與淡水城砦的距離為一西里[52]。

不管是一西里或一西里半，換算之後，「Senar社」都在淡水紅毛城五、六公里之外。如此一來，不只是「庄仔內」，連「林子」都不是適當的地點了。但是，若查當時人的記錄，有云：「Rosary聖母堂離淡水半西里」[53]，或云：「住在淡水城附近是Senar番人，有八到九社，離城砦半西里」[54]。據此，則「Senar番社」離紅毛城二至三公里之間，剛好符合今天林子的位置，也符合圖上所標誌的地點。這一帶的番社，就是清代文獻中所說的「雞柔社」、「圭柔社」，乃至是「小雞籠社」。

換句話說，由此圖與西班牙文獻核對的結果，讓我們知道一個事實，那就是：雖然在西班牙時代，神父曾經建議當局把林子社的番人結合成一社；而且，林子番人也曾因叛亂受到西人的懲罰而逃入山中，然而由本圖所示，從西班牙的一六三○年代到一六五四年為止，林子番社應該都沒有遷徙到他處。不過，五六年前後的淡水地區動亂，林子人曾要求荷蘭人准許他們搬到淡水城砦附近居住[55]。結局如何，暫不得而知。若根據一六七七年的荷蘭資料云：「林子（Chinas）社位於距淡水城砦一大砲射程之遠」[56]，則似乎是有往淡水紅毛城鄰近遷居的跡象。無論如何，這都要進一步再從資料檢證。

前面說林子社產米之事，可從西班牙文獻得知淡水城附近產良米，並能運到雞籠供食[57]。到了荷蘭人統治時，連荷蘭人也要來此交易米穀[58]，可見林子社番人不完全是狩獵的民族。清代文獻雖有云淡水原住民「多不事耕作，米粟甚少」、「澹水各社不藝圃，無蔥韭生菜之屬」，此應不完全是指本社。此外，荷蘭資料提到林子人燒磚師父的家[59]，亦反映林子人懂得燒磚，淡水鎮孝賢里一帶的舊地名灰刦仔庄的地名起源，應與此林子番的生業有關。進而，考古學家在埤島、林子所挖掘或尋獲的遺址，從歷史立場來說，或許都可視為十六、七世紀林子番人的活動領域。

最後，我們來敘述一下這個有名番社的「反亂（或起義）史」。西班牙文獻屢云林子番人與附近的Pantao番社不和，兩社之間常爭鬥[60]。Pantao番社的比定是一個大問題，它有可能是淡水鎮的外北投或對岸的八里坌一帶（見第七章）。據西班牙文獻的說法是：一六三三年，林子番因嫉妒西班牙神父到Pantao傳教，故利用招待傳教士之際，殺死Francisco Váez神父。事後，該族因怕西班牙人的懲罰而逃入山中。後來，殺神父的林子番人終於受到上帝的懲罰，其家產、船與房子，為颱風所吹毀，二十九人死亡[61]。一六三六年，又有Luis Muro神父被殺，此事肇因於西班牙人因缺糧而向原住民徵收糧食，林子番人似乎又參加了反對之役[62]。

以上兩役，目前已出版的西班牙文獻記錄得並不十分完整。幸運的是，在《巴達維亞城日記》與《臺灣日記》卻有相關的資料，可資重建歷史。但遺憾的是，《巴城日記》所摘錄的資料，卻讓人有不知所以然之慨[63]：

西班牙人在雞籠十八年間，與淡水土番交戰。其原因為淡水土番曾招待彼等，而隱藏雜草中突然出為襲擊。又曾在四年前將西班牙人四十人慘殺，其餘十二人至十五人乘三板船逃亡。後來西班牙人為復仇而率兵一百人重來，捕獲淡水重要土番十四人，殺其數人，其餘繫鎖而奴役之。彼等亦謀復仇偽裝和平，數人受牧師洗禮，距今十年至十二年，一夜雞鳴，襲擊西班牙人於其城，而焚其城（以沙卡泰saccatij蕺之），殺七十人（其中有傳教士二人）其他逃亡。後來賴傳教士等之努力，土番歸順。

若對照《巴城日記》與《臺灣日記》所收錄雞籠方面原住民的口供[64]，與西班牙文獻合參整理後，我們才比較清楚知道事情的原委，即：

西班牙人領有雞籠後約第七年（一六三三年），淡水地區的林子土番因嫉妒西班牙神父到Pantao社巡迴宣教，故詐邀西班牙人到林子社，從而突擊，殺死四十名西班牙人，有十二至十五人倖存乘舢板脫逃。西班牙人於是率百名士兵征淡水，逮捕十四位頭人，其中數人被殺，其餘則被戴上鐐銬服苦役。經此事之後，因宣教師的努力而再歸順，林子人接受洗禮。但兩三年後，即一六三六年，淡水人不堪西班牙人向已婚居民每年課兩隻雞、三石（gantang）米，故利用晚上襲擊淡水城，殺死三十至七十名的西班牙人，其中有兩名宣教師[65]。

43.Sinackse Rivier

*圖檔簡述：大台北古地圖_38-43_淡水河口
*來源：截自大台北古地圖
*詳參：大台北古地圖考釋/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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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林仔溪；樹林仔溪；公司田溪

本號的「Sinackse Rivier：詩林仔溪」，從三十九號、四十號等的考訂結果來看，比定為現在的「公司田溪」，殆已無庸置疑。我們亦可由這條溪的確定，再度認定林子社（Sinack）位於公司田溪的溪北，即今天的林子，為確實無誤的比定。

這裡或許需要解釋一下這條「公司田溪」的地名問題。以前，我曾把「公司田溪」的「公司田」誤解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公司田」[66]。不久之後，我就發現我的看法大有問題，甚至是錯誤的。如果我當時的看法成立，那麼，清代文獻中所說金山與萬里一帶的「公司田橋」，以及今天尚存其名的北投政工幹校附近之「公司埤」，豈不是都可以解釋成荷蘭時代殖民者的開墾遺留？

而且，我以前的看法，還牽涉到命名學的問題：在荷蘭時代，臺灣的漢人會用近代後期的語彙「公司」來稱呼荷蘭東印度公司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在十七、八世紀的印尼巴達維亞，當地漢人稱荷蘭東印度公司為「公班衙」。在臺灣，只知稱東印度公司的「長官」為「王」，公司的土地為「王田」。而當時荷蘭文獻中頻頻出現的「Congsia」，才是真正與舊地名中的「公司」有關。這個「公司」一詞，卻是傳統的漢人社會制度之一。

不僅如此，「公司田」、「王田」等詞，又衍生一個重大的臺灣土地所有權史問題：荷蘭時代所開墾的土地，所有權全都在荷蘭殖民者的手上嗎？難道當時從事土地經營與開墾者──不管是原住民或漢人──所擁有的只是無法繼承與轉售的佃耕權？若然，為何一六六一年四月，大員城中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政權猶存之際，鄭成功即因缺糧而實行「屯田」，但仍在諭令中，三申五令文武各官「不准混侵土民及百姓現耕物業」？假如土地所有權都是荷蘭公司的，鄭成功只消接手過來即可，何須贅言？

一張小地圖，一個小地名，竟然可以告訴我們這麼多為研究者所忽略的事。

[1] 中村孝志，〈台灣におけるエスパニヤ人の教化事業〉，頁36。

[2] 村上直次郎譯注，《バタブイア城日誌2》，頁148-151。

[3] DZII, p.21, 23.

[4] 中村孝志原本直接音譯，後來改成「海山川」，見：同氏演講，〈十七世紀中葉的淡水、基隆、臺北〉。

[5] 翁佳音，〈舊地名考證與歷史研究〉，頁108-109。按，正文所引的第一個理由，於此再補充說明一下。荷蘭語的「G」之發音，與英語不一樣，它被發成類似「赫」的喉音。

[6] 洪敏麟，頁312。

[7] 蔣毓英等修，《臺灣府志》（上），頁40、114。

[8]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7。

[9] 清代的熟番屯丁冊，係選拔熟番壯丁服役、助官作戰等，官方則賜予田土口糧為酬，並編訂名冊，以為校核之用。因此，各社屯丁的多寡，與該社的戶口數並無必然關聯。我們可看到，荷蘭番社戶口表中，戶口數多的社，如臺南方面的新港社等，到清代的屯丁冊中不一定相對選出同等比例的屯丁數。此中因素值得探討，但若不瞭解這個歷史背景，以社的屯丁數來推論該社是否人口衰微而合併，是相當危險的事。至少，就今天淡水一帶而言，荷蘭戶口表有一定的數目（而且還是不全的！），為何到了清代人數變成那麼少？番人生殖率低、死亡率高的解釋，是否在暗示漢人帶進高度農業文明「開發」後更嚴重？或者是漢人比歐洲殖民者更易屠殺原住民？「被迫遷徙」的解釋，又不追究到底遷徙何處等等，會有一大堆問題。

[10] 因此，有研究者將「Toetona」比定為「大屯」、「圭北屯」，見：王國璠主修，《臺北市發展史》（一），頁909-910。該文為老友溫振華教授執筆，我贊成他的部份比定。

[11] VOC1207, fol.532v.（1654年）; VOC1213, fol. 545v.（1655年）；中村孝志，〈蘭人時代の蕃社戶口表〉，《南方土俗》4 (3)，頁189（1655年）。又，一六五四年戶口表的「Toetona」一處，原檔已破損，無法看清全字的拼音字母。鑑於這兩年度的戶口表社名拼音亦小有差異處，我不排除「Toetona」有可能拼成「Toetuna」。

[12] 我所說的「用帶有歷史想像力的考證」，是有別於一般的文學想像或邏輯推測。這種考證，雖無直接史料可資證明，卻以其他「歷史事實」的基礎而推論。例如，經過研究，荷蘭資料中的地名，並非完全是原住民語，荷蘭人在不少地方是依賴漢人通事的發音來記載地點名稱，如Tamsuy = 淡水；Hmkangboy = 茅港尾等等。此外，淡水鎮一帶的地名中，有相對於原八里坌的「大八里坌仔（Töa-bat-li-pun-a）」，有相對於北投的「北投仔」，有「庄仔」等等。又，Toetona的「oe」不一定全唸成「u:」，有時也唸成「o:」。就是有這些歷史事實的基礎，我們才敢如此推定。

[13] Esquivel, 1632, fol.313v.

[14] VOC1264, fol.178v.

[15] 第四冊的《臺灣日記》才又出現「Rappan」的社名，參見第七章。

[16] DZII, p.107, 109; 並參見第三章。

[17] DZII, p.119, 256.

[18] 中村孝志，〈蘭人時代の蕃社戶口表〉，《南方土俗》4（3），頁183。

[19] Esquivel, 1632, fol.309v; 1633, fol.320v.

[20] DZII, pp.109-110, 257. 引文中，我把有關北投的拼音均列上，一方面藉此以證明北投社的另一名稱──因頭目名相同；另一方面也在說明荷蘭人對原住民的社名與人名的拼音，前後仍為統一。

[21] 「北投社」的社名，一般均謂起源於平埔族語的「patauw，意即巫女」，即以前有巫女住在這裡而有這個地名的稱呼，見：伊能嘉矩，《平埔族調查旅行》，頁165；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頁104。老實說，我對這種說法相當懷疑。伊能氏謂「平埔語Paktao是替病人祈禱的巫女」，就如同他說「八芝蘭」與布農族語的溫泉有關一樣，無法令人相信。至於安倍氏主要是研究南部原住民的語言，他如何知道北部的馬賽語有這個詞彙？更何況在當時現存的馬賽語，也找不到這樣的單字，見：土田滋，Linguistic Materials of The Formosan Sinicized Populations I: Siraya and Basai, (Tokyo, 1991).

[22] 薛化元、翁佳音總纂，《萬里鄉志》（臺北：萬里鄉公所，1997），頁25-28。

[23] 薛化元、翁佳音總纂，同上書，頁30。

[24] 耶士基佛神父一六三二年的報告有云：「金包里的土番與沙巴里相同，那些金包里人全都是沙巴里人」，見：Esquivel, 1632, fol.308v. 我之所以特別舉這條資料，重點在於不贊成伊能嘉矩所「調查」而主張的：北部的凱達格蘭（即馬賽族）族，是以三貂角為原據點而再四處分佈。伊能的這個主張來源，是依據和平島「龜霧社」原住民的筆談報導。但就如本書第五章所證明的，伊能等人都誤解「大雞籠社」的位置，才會有如此的推論。

[25] Esquivel, 1632, fol.313r, 314r.

[26] Esquivel, 1633, fol.321v.

[27]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135、139。又，這個「通事李滄」，我不認為一定是漢族出身，因為在荷蘭時代，淡水的番通事相當有名，並見本書第八章的結論。

[28] Fernández, One Hundred, p.3.

[29] 一般書上所轉載之圖甚為模糊，清楚之圖，可見：Kees Zandvliet、江樹生，《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上），頁26-27。

[30] Esquivel, 1632, fol.313v.

[31] Álvarez, Formosa, tomo 2, p.83; 村上直次郎，〈基隆の紅毛城址〉，頁15。

[32] E. Blair & J. Robertson eds., Philippines Islands, vol.35, p.148.

[33] DZII, p.43, 94.

[34] 李乾朗，《淡水紅毛城》，頁32-33，推測紅毛城以前曾有「一金字塔狀的尖形屋頂」，實誤。現在的紅毛城內展覽圖片，亦繪成尖形塔，我們希望能更正最佳。

[35] DZIII, p.347-348.

[36] DZIV, VOC1218, fol.225r.

[37] 此條資料，承蒙中研院臺史所的許淑真小姐（淡水人）提供意見，特此致謝。

[38] VOC1264, fol.181v.

[39] 吳桭臣，〈閩遊偶記〉，約於康熙五二年（一七一三年）來臺，收於《臺灣輿地彙鈔》（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頁18。

[40] 村上直次郎譯註，《バタブイア城日誌2》，頁284。

[41] VOC1160, fol.237v.

[42] DZIII, p.48.

[43] VOC1176, fol.742v-743r.

[44] DZIV, VOC1218, fol.160r-160v.

[45] VOC1207, fol.532v.

[46] DZII, p.97.

[47] 見溫振華，〈清朝小雞籠社初探〉一文所收契字，頁20、21等。

[48] 除了地點、方位一致外，我推測「Senaer」、「Sinack」、「Chinaer」，就是後來「林子（Nâ-á）」的地名起源。容我再大膽推測：「Senaer」一語，似與「Tamsui（淡水）」一樣，語源應該不是原住民語，而是漢語的「樹林（Chhiü-nâ）」。

[49] 中村孝志，〈台灣におけるエスパニヤ人の教化事業〉，頁56。

[50] 陳國棟，〈西班牙及荷蘭時代的淡水〉（上），《臺灣人文》第三期（臺南，1981），頁35；王國璠主修，《臺北市發展史》（一），頁908。又，上文中提到的現在地點距離，亦承蒙淡水出身的陳國棟博士向我再確定，在此一併致謝。

[51] 村上直次郎譯註，《バタブイア城日誌1》，頁349。一西里（Legua）約為 5.1-5.572公里，則一西里半就將近八公里了。我懷疑村上博士可能將英譯的「half a league」譯錯，可惜我一下子找不到Blair & Robertson編譯《菲律賓群島誌》所收的Concepción譯文，待考。

[52] 大國督，《臺灣カトリツク小史》（臺北：杉田書店，1941），頁79；方豪，《臺灣早期史綱》（臺北：臺灣學生書店，1994），頁212。

[53] E. Blair & J. Robertson eds., Philippines Islands, vol. 32, p.173.

[54] Esquivel, 1632, fol.308r-308v; 1633, fol.320v.

[55] DZIV, VOC1228, fol.604r.

[56] VOC1264, fol.181v.

[57] DZI, p.238.

[58] DZII, p.132.

[59] VOC1160, fol. 249v. 原文為「ten huijse van Sacko Chinas steen backer」。

[60] 中村孝志，〈台灣におけるエスパニヤ人の教化事業〉，頁36。

[61] 大國督，《臺灣カトリツク小史》，頁88-90；Álvarez, p.64-65.

[62] Álvarez, pp.49-50.

[63] J. de Hullu, Dagh-register gehouden int Casteel Batavia, Anno 1644-1645, p.128; 村上直次郎譯註，2，頁281；郭輝譯，《巴達維亞城日記》（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0），頁414-415。上引資料，係採用中譯文。我說《巴城日記》摘錄讓人不知所以然，是指巴城方面的人將臺灣送去的資料中「西班牙據雞籠後的第四年」，抄成「四年前」。

[64] DZII, p.258; 筆者的中譯，見：黃美英主編，《凱達格蘭族書目彙編》，頁114。

[65] 原住民的口供交待了西班牙文獻所未記之事，但口供卻記錯年代。口供謂「領有雞籠後的第四年」，應為「第七年」之誤；口供又謂「十至十二年前」，亦誤，應為「八年前」。關於課稅資料，參見：村上直次郎譯註，《バタブイア城日誌1》，頁279。

[66] 翁佳音，〈舊地名考證與歷史研究〉，頁102-103。第43號Sinackse Rivier(公司田溪)作為實驗子頁面內容

大台北古地圖

前言

　一六二八年，西班牙佔領淡水，築「聖道明（Santo Domingo）」角面堡。第二任雞籠守將以沙巴里（Taparri）土番不馴，禁西班牙人到淡水。一六三○年，以耶士基佛（J. Esquivel）神父之請求，准借船隻與兵員與神父往淡水。抵達淡水後，士兵即逃亡，耶士基佛神父仍在淡水學習當地語言及教化番人。[1]三八年，西人因防禦力不足，毀淡水角面堡，撤離。四一年八月，荷蘭人上尉林哈（Joan van Linga）率三百十七人乘船攻打雞籠城，將對岸的金包里番社（Kimpaulij）燒焚成灰燼。歸途，與淡水的居民締和，置於保護之下。十月，淡水人來大員，向當局獻地。[2]翌年八月攻下雞籠城之後，九月二○日，淡水地區北投、武𠯿灣九個番社前來雞籠獻地歸順。

43.Sinackse Rivier

詩林仔溪；樹林仔溪；公司田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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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號的「Sinackse Rivier：詩林仔溪」，從三十九號、四十號等的考訂結果來看，比定為現在的「公司田溪」，殆已無庸置疑。我們亦可由這條溪的確定，再度認定林子社（Sinack）位於公司田溪的溪北，即今天的林子，為確實無誤的比定。

這裡或許需要解釋一下這條「公司田溪」的地名問題。以前，我曾把「公司田溪」的「公司田」誤解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公司田」[66]。不久之後，我就發現我的看法大有問題，甚至是錯誤的。如果我當時的看法成立，那麼，清代文獻中所說金山與萬里一帶的「公司田橋」，以及今天尚存其名的北投政工幹校附近之「公司埤」，豈不是都可以解釋成荷蘭時代殖民者的開墾遺留？

而且，我以前的看法，還牽涉到命名學的問題：在荷蘭時代，臺灣的漢人會用近代後期的語彙「公司」來稱呼荷蘭東印度公司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在十七、八世紀的印尼巴達維亞，當地漢人稱荷蘭東印度公司為「公班衙」。在臺灣，只知稱東印度公司的「長官」為「王」，公司的土地為「王田」。而當時荷蘭文獻中頻頻出現的「Congsia」，才是真正與舊地名中的「公司」有關。這個「公司」一詞，卻是傳統的漢人社會制度之一。

不僅如此，「公司田」、「王田」等詞，又衍生一個重大的臺灣土地所有權史問題：荷蘭時代所開墾的土地，所有權全都在荷蘭殖民者的手上嗎？難道當時從事土地經營與開墾者──不管是原住民或漢人──所擁有的只是無法繼承與轉售的佃耕權？若然，為何一六六一年四月，大員城中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政權猶存之際，鄭成功即因缺糧而實行「屯田」，但仍在諭令中，三申五令文武各官「不准混侵土民及百姓現耕物業」？假如土地所有權都是荷蘭公司的，鄭成功只消接手過來即可，何須贅言？

一張小地圖，一個小地名，竟然可以告訴我們這麼多為研究者所忽略的事。

[1] 中村孝志，〈台灣におけるエスパニヤ人の教化事業〉，頁36。

[2] 村上直次郎譯注，《バタブイア城日誌2》，頁148-151。

[3] DZII, p.21, 23.

[4] 中村孝志原本直接音譯，後來改成「海山川」，見：同氏演講，〈十七世紀中葉的淡水、基隆、臺北〉。

[5] 翁佳音，〈舊地名考證與歷史研究〉，頁108-109。按，正文所引的第一個理由，於此再補充說明一下。荷蘭語的「G」之發音，與英語不一樣，它被發成類似「赫」的喉音。

[6] 洪敏麟，頁312。

[7] 蔣毓英等修，《臺灣府志》（上），頁40、114。

[8]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7。

[9] 清代的熟番屯丁冊，係選拔熟番壯丁服役、助官作戰等，官方則賜予田土口糧為酬，並編訂名冊，以為校核之用。因此，各社屯丁的多寡，與該社的戶口數並無必然關聯。我們可看到，荷蘭番社戶口表中，戶口數多的社，如臺南方面的新港社等，到清代的屯丁冊中不一定相對選出同等比例的屯丁數。此中因素值得探討，但若不瞭解這個歷史背景，以社的屯丁數來推論該社是否人口衰微而合併，是相當危險的事。至少，就今天淡水一帶而言，荷蘭戶口表有一定的數目（而且還是不全的！），為何到了清代人數變成那麼少？番人生殖率低、死亡率高的解釋，是否在暗示漢人帶進高度農業文明「開發」後更嚴重？或者是漢人比歐洲殖民者更易屠殺原住民？「被迫遷徙」的解釋，又不追究到底遷徙何處等等，會有一大堆問題。

[10] 因此，有研究者將「Toetona」比定為「大屯」、「圭北屯」，見：王國璠主修，《臺北市發展史》（一），頁909-910。該文為老友溫振華教授執筆，我贊成他的部份比定。

[11] VOC1207, fol.532v.（1654年）; VOC1213, fol. 545v.（1655年）；中村孝志，〈蘭人時代の蕃社戶口表〉，《南方土俗》4 (3)，頁189（1655年）。又，一六五四年戶口表的「Toetona」一處，原檔已破損，無法看清全字的拼音字母。鑑於這兩年度的戶口表社名拼音亦小有差異處，我不排除「Toetona」有可能拼成「Toetuna」。

[12] 我所說的「用帶有歷史想像力的考證」，是有別於一般的文學想像或邏輯推測。這種考證，雖無直接史料可資證明，卻以其他「歷史事實」的基礎而推論。例如，經過研究，荷蘭資料中的地名，並非完全是原住民語，荷蘭人在不少地方是依賴漢人通事的發音來記載地點名稱，如Tamsuy = 淡水；Hmkangboy = 茅港尾等等。此外，淡水鎮一帶的地名中，有相對於原八里坌的「大八里坌仔（Töa-bat-li-pun-a）」，有相對於北投的「北投仔」，有「庄仔」等等。又，Toetona的「oe」不一定全唸成「u:」，有時也唸成「o:」。就是有這些歷史事實的基礎，我們才敢如此推定。

[13] Esquivel, 1632, fol.313v.

[14] VOC1264, fol.178v.

[15] 第四冊的《臺灣日記》才又出現「Rappan」的社名，參見第七章。

[16] DZII, p.107, 109; 並參見第三章。

[17] DZII, p.119, 256.

[18] 中村孝志，〈蘭人時代の蕃社戶口表〉，《南方土俗》4（3），頁183。

[19] Esquivel, 1632, fol.309v; 1633, fol.320v.

[20] DZII, pp.109-110, 257. 引文中，我把有關北投的拼音均列上，一方面藉此以證明北投社的另一名稱──因頭目名相同；另一方面也在說明荷蘭人對原住民的社名與人名的拼音，前後仍為統一。

[21] 「北投社」的社名，一般均謂起源於平埔族語的「patauw，意即巫女」，即以前有巫女住在這裡而有這個地名的稱呼，見：伊能嘉矩，《平埔族調查旅行》，頁165；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頁104。老實說，我對這種說法相當懷疑。伊能氏謂「平埔語Paktao是替病人祈禱的巫女」，就如同他說「八芝蘭」與布農族語的溫泉有關一樣，無法令人相信。至於安倍氏主要是研究南部原住民的語言，他如何知道北部的馬賽語有這個詞彙？更何況在當時現存的馬賽語，也找不到這樣的單字，見：土田滋，Linguistic Materials of The Formosan Sinicized Populations I: Siraya and Basai, (Tokyo, 1991).

[22] 薛化元、翁佳音總纂，《萬里鄉志》（臺北：萬里鄉公所，1997），頁25-28。

[23] 薛化元、翁佳音總纂，同上書，頁30。

[24] 耶士基佛神父一六三二年的報告有云：「金包里的土番與沙巴里相同，那些金包里人全都是沙巴里人」，見：Esquivel, 1632, fol.308v. 我之所以特別舉這條資料，重點在於不贊成伊能嘉矩所「調查」而主張的：北部的凱達格蘭（即馬賽族）族，是以三貂角為原據點而再四處分佈。伊能的這個主張來源，是依據和平島「龜霧社」原住民的筆談報導。但就如本書第五章所證明的，伊能等人都誤解「大雞籠社」的位置，才會有如此的推論。

[25] Esquivel, 1632, fol.313r, 314r.

[26] Esquivel, 1633, fol.321v.

[27]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135、139。又，這個「通事李滄」，我不認為一定是漢族出身，因為在荷蘭時代，淡水的番通事相當有名，並見本書第八章的結論。

[28] Fernández, One Hundred, p.3.

[29] 一般書上所轉載之圖甚為模糊，清楚之圖，可見：Kees Zandvliet、江樹生，《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上），頁26-27。

[30] Esquivel, 1632, fol.313v.

[31] Álvarez, Formosa, tomo 2, p.83; 村上直次郎，〈基隆の紅毛城址〉，頁15。

[32] E. Blair & J. Robertson eds., Philippines Islands, vol.35, p.148.

[33] DZII, p.43, 94.

[34] 李乾朗，《淡水紅毛城》，頁32-33，推測紅毛城以前曾有「一金字塔狀的尖形屋頂」，實誤。現在的紅毛城內展覽圖片，亦繪成尖形塔，我們希望能更正最佳。

[35] DZIII, p.347-348.

[36] DZIV, VOC1218, fol.225r.

[37] 此條資料，承蒙中研院臺史所的許淑真小姐（淡水人）提供意見，特此致謝。

[38] VOC1264, fol.181v.

[39] 吳桭臣，〈閩遊偶記〉，約於康熙五二年（一七一三年）來臺，收於《臺灣輿地彙鈔》（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頁18。

[40] 村上直次郎譯註，《バタブイア城日誌2》，頁284。

[41] VOC1160, fol.237v.

[42] DZIII, p.48.

[43] VOC1176, fol.742v-743r.

[44] DZIV, VOC1218, fol.160r-160v.

[45] VOC1207, fol.532v.

[46] DZII, p.97.

[47] 見溫振華，〈清朝小雞籠社初探〉一文所收契字，頁20、21等。

[48] 除了地點、方位一致外，我推測「Senaer」、「Sinack」、「Chinaer」，就是後來「林子（Nâ-á）」的地名起源。容我再大膽推測：「Senaer」一語，似與「Tamsui（淡水）」一樣，語源應該不是原住民語，而是漢語的「樹林（Chhiü-nâ）」。

[49] 中村孝志，〈台灣におけるエスパニヤ人の教化事業〉，頁56。

[50] 陳國棟，〈西班牙及荷蘭時代的淡水〉（上），《臺灣人文》第三期（臺南，1981），頁35；王國璠主修，《臺北市發展史》（一），頁908。又，上文中提到的現在地點距離，亦承蒙淡水出身的陳國棟博士向我再確定，在此一併致謝。

[51] 村上直次郎譯註，《バタブイア城日誌1》，頁349。一西里（Legua）約為 5.1-5.572公里，則一西里半就將近八公里了。我懷疑村上博士可能將英譯的「half a league」譯錯，可惜我一下子找不到Blair & Robertson編譯《菲律賓群島誌》所收的Concepción譯文，待考。

[52] 大國督，《臺灣カトリツク小史》（臺北：杉田書店，1941），頁79；方豪，《臺灣早期史綱》（臺北：臺灣學生書店，1994），頁212。

[53] E. Blair & J. Robertson eds., Philippines Islands, vol. 32, p.173.

[54] Esquivel, 1632, fol.308r-308v; 1633, fol.320v.

[55] DZIV, VOC1228, fol.604r.

[56] VOC1264, fol.181v.

[57] DZI, p.238.

[58] DZII, p.132.

[59] VOC1160, fol. 249v. 原文為「ten huijse van Sacko Chinas steen backer」。

[60] 中村孝志，〈台灣におけるエスパニヤ人の教化事業〉，頁36。

[61] 大國督，《臺灣カトリツク小史》，頁88-90；Álvarez, p.64-65.

[62] Álvarez, pp.49-50.

[63] J. de Hullu, Dagh-register gehouden int Casteel Batavia, Anno 1644-1645, p.128; 村上直次郎譯註，2，頁281；郭輝譯，《巴達維亞城日記》（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0），頁414-415。上引資料，係採用中譯文。我說《巴城日記》摘錄讓人不知所以然，是指巴城方面的人將臺灣送去的資料中「西班牙據雞籠後的第四年」，抄成「四年前」。

[64] DZII, p.258; 筆者的中譯，見：黃美英主編，《凱達格蘭族書目彙編》，頁114。

[65] 原住民的口供交待了西班牙文獻所未記之事，但口供卻記錯年代。口供謂「領有雞籠後的第四年」，應為「第七年」之誤；口供又謂「十至十二年前」，亦誤，應為「八年前」。關於課稅資料，參見：村上直次郎譯註，《バタブイア城日誌1》，頁279。

[66] 翁佳音，〈舊地名考證與歷史研究〉，頁102-103。

上述內容取自

• 大台北古地圖考釋/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