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臺北古地圖考釋/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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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河流域一號至十七號地圖解讀
基隆河與「凱達格蘭」的名稱
未進入解讀本圖各號番社之前，似乎有必要先行討論：
（一）基隆河在近代初期的名稱， （二）以及與此有關的「凱達格蘭族」問題。我們所以要討論第一個問題，原因在於到目前為止，基隆河與淡水河的名稱似乎還未被正確分辨出來。有些研究者認為西班牙與荷蘭文獻中，兩河的名稱分別如下 [1] ：
1.Kimázon是淡水河。 2.基隆河又稱「毛少翁溪（Spruijt van Kimassauw）」、「里族河（Ritsouquie revier）」。
關於第一個稱呼，其實自伊能嘉矩[2]以來，就有不少人認定西班牙時代的「Kimazón（基馬遜）」河就是淡水河。然而，這種說法其實大有問題。在西班牙文獻裡，淡水河的專稱是「Tanchuy」，而「Kimazón」河的出現，見於一六三二年耶士基佛神父（Fr. J. Esquivel）的報告，其中有云：「從城砦往內陸走，河流分成兩支，其中一條名叫Quimacon（Kimazón），由此可通達此島（指雞籠島）或聖薩爾瓦多城……另一條往武𠯿灣（Pulauan）……」[3]事實上，在荷蘭資料也是如此的標誌。據此，可知「Kimazón（基馬遜）」河不包括淡水河段，遑論是指淡水河。
至於第二稱呼中的毛少翁川（Spruijt van Kimassauw），就如字面所示，它是「麻少翁溪的支流」。根據下面十三號的考訂，它專指今天的磺溪。倒是另一個名稱「里族河（Ritsouquie revier）」，是荷蘭資料中指Kimassauw河的另一名稱。有時候，不禁會讓人懷疑基隆河是否有兩段的名稱，前一河段稱「麻少翁河」，後一段則稱「里族河」。不過，就如第十二號所示，荷蘭資料中亦稱「麻少翁社位於里族河流域」，由此，我們可以結論說，基隆河在西班牙與荷蘭時代，是被叫做基馬遜（基麻少翁）河」，又稱里族河。
但隨著基隆河成為淡水與基隆的交通要道之後，到了一六五五年，荷蘭文獻也稱基隆河為「雞籠（Quelanghsche）河」了[4]。
接下來，我們不得不再費口舌事先討論第二個問題，因為此事攸關本圖北部地區的原住民名稱。如所週知，「凱達格蘭（Ketanganan）」一詞，是一八九八年之際由伊能嘉矩所提出。「今天既已約定俗成稱為凱達格蘭族，也許可以接受，但是在學術研究上我們仍然需要加以辯證」[5]。我所以要辯正的初衷，其實還不是出自學術研究的層次。我是在懷疑這樣的「約定俗成」是否值得。「凱達格蘭」四個字，不只筆畫太複雜，且有非本土化之嫌。為了讓我們再正視這個問題，我只好重披學術外衣來檢視伊能氏的「命名」經緯。
伊能氏提出這個名稱，是在他一篇探討臺北與宜蘭漢化原住民（即所謂的平埔族）遷徙來臺之後的原始地點，以及後來族群分化的文章裡。該文的結論是：這些原住民最初從海外遷到三貂角，然後分成兩派，一派遷徙到宜蘭，另一派就遷居到臺北，終而形成後來的族群分佈狀態[6]。我們先不管他的結論是否能成立，只就他提到「凱達格蘭」之處加以探討。他說臺北方面的平埔番自稱「Ketanganan」──可惜他未註明採自何社──卻又在臺北方面平埔番語已成死語的現實情況下，推測「雞籠（Keran）」可能是番語，並懷疑它可能是從「Ketanganan」族名轉變而來──族名中的「tanga」音節脫落而成「Kenan」──但該文結尾卻說這是一種想法而存疑待考！[7]
伊能氏事後並沒有進一步澄清：到底北臺原住民有哪些社自稱為「凱達格蘭（Ketanganan）」，並也未繼續據實考證「Ketanganan」與「雞籠」的番語關係，可是他稍後卻將推測之辭變成定論[8]！此後，此說幾乎未經批判而輾轉相沿，進而有人主張「Ke-tagal-an（= Ketanganan）」族進入臺北平原後，族名的前後接詞「Ke-an」脫落，而成為「大加臘（大加蚋）」地名的起源[9]。
「Ketanganan」可以脫落語幹成為「雞籠」，又可以脫落前後接詞而成為「大加臘」。老實說，這樣的「學術研究」，多少有一點像在玩拆字遊戲。但話又說回來，伊能氏所調查的平埔番自稱「Ketanganan」一事，語言學家淺井惠倫在調查東北部海岸的平埔番語言時，卻說他聽到的是「Basai（馬賽）」，未聞有「凱達格蘭」之稱呼，只有體質人類學的研究者表示在基隆和平島曾聽到類似「Ketananan」的叫法。而且「馬賽」與「凱達格蘭」的名詞，以及其指涉的族群，後來卻再引起語言學與民族學（甚至是歷史學）者間的歧見，迄今仍未完全明朗[10]。由是觀之，所謂北部原住民自稱「凱達格蘭」一事，其來源竟然如此不確定。用一百年前不確定的說法來「約定俗成」，當作首都的街道名、成為鄉土史教材中的族名，我認為相當不值得。
「凱達格蘭」今後是否會更正，不是本書的訴求重點。我只是想提出，如果要一名詞用來冠稱本圖所指涉的番社族名，用「馬賽族（Basay）」比較貼切。此詞一方面是北部平埔番的自稱，並且不斷出現在西、荷與清代文獻中；另一方面也與臺灣的舊地名符合，可謂是實至名歸。
解讀
1.Perranouan（？）
八暖暖（？）；獅球嶺、暖暖一帶
一號標於兩座畫得與鄰近山形不同的山旁，並有一條小溪溝接基隆河（見圖2-1）。可惜，左上角的標誌文字因殘破，無法得知此號的原荷蘭文是什麼。所幸給爾得辜（S. Keerdkoe）有關此圖的報告文，有云：
……從雞籠港灣沿著小河流到八暖暖（Perranouan）地區或山崙之路。可用艋舺航行，亦可由金包里步行，約一個半小時多可抵達。惟由於小溪流乾涸，航行不便……
……八暖暖是橫隔淡水與雞籠之間的障礙。上下攀登之時，有意外的陡峭山坡，許多地方路徑狹窄，土質鬆軟、滑溜，相當危險。此山大約一小時之內可攀越，抵達河邊後，便可航往淡水。
據此，可推知此號對應的標誌文字應為「Perranouan」。我按照福佬系臺灣人的地名翻譯慣習，把它譯成「八暖暖（Peh-noán-noán）」。我之所以這樣音譯，一方面是遵行我於前言所提出的本土化研究準則，一方面也要藉此展示若依本土化研究準則，我們接著就可以與後來的文獻與現在的地理銜接上。本號圖上，今獅球嶺地方繪有登山階梯以及小山路，越嶺之後，有一條小溪接基隆河。地理上不是有暖暖溪注入基隆河，「暖暖地在兩山之中，俯臨深溪」；傳統文獻不是說基隆到淡水的陸路，要越過月眉山到暖暖搭船麼？這些情況，剛好與荷蘭人所繪的地圖與報告完全符合！
我所提出本土化研究的準則，也會讓我們重新回過頭來批判目前的地名解釋。有人說：暖暖的地名起源，「原為Noannoan山番（泰雅族）的所在地」[11]，或「係凱達格蘭平埔族社名『那那』之譯音」。我不知到為什麼會出現「那那社」這個名詞，清代官私文書找不到這樣的番社名，[12]這張大臺北古地圖在本號也沒有繪出番社的房子。有時候，我們不得不懷疑：這好像是研究者編造出來的番社名。
所以，從本土化的立場，既然「暖暖」不具有漢字意義，而臺北番語又呈死語的情況下，我們不妨藉助南島語系的例子來考察。稍具馬來亞（印尼）語常識的人，很快就可以發現「Perranouan」一字，其語詞結構為Per-ranou-an。Per-an是前後接詞，表示場所，語幹應為「ranouan」。此字與馬來亞字「ruang」同一語源，意即「間隔處」。似乎這樣的地名釋意，才能與報告所說的「八暖暖是橫隔淡水與雞籠之間的障礙」不謀而合。
2.（36 gesorteerde）kaysteenen banck（？）
（三十六處的）岩石（？）
本號的標誌文字也殘缺不見，但給爾得辜的報告接著又說： ……但未到峰仔峙之前，得經過一排三十六處的岩石。北季風之時，河水充足；但在南季風之期間，載貨的艋舺舟無法行駛渡過，有時候所費甚鉅，無利可圖。若閣下能在這些河岸間開鑿出一條通航之路，同時利用工具，砍伐開築較寬廣平坦的道路，並在陡峭的山坡上建造平緩的路階，將是一樁美事。如此，在日出與日落之間，載貨或未載貨的船隻，都可從雞籠駛進河中，開往淡水。
據此，似乎可推定本號的殘缺標誌文字應為「三十六處的岩石」。事實上，西班牙文獻也提到，從里族（Lichoco）到雞籠的路甚為麻煩，因為「處處散佈著三十六堆的亂立岩石」[13]。此圖本號所繪的地點，介於暖暖（Perranuan）到今天的汐止鎮（Kippanas）之間，這一段的基隆河自古以來即以多灘石聞名。又，我們可看到這一段有一條小溪從山中流出，注入基隆河，這條小溪或可比定為「石硿仔溪」。
3. Kippa (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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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語拼音：Kipanas / Kipangas / Kypanas / Ratsecan
漢譯名稱：峰仔峙、峰紫峙、房仔嶼、峰仔嶼、楓仔嶼、房仔是、蜂子崎
一般考訂：汐止鎮鄉長、江北二里附近，後遷至鄉長厝。
本號的標誌文字雖殘缺不全，但無疑可判定原字是「Kippanas」番社，即清代文獻中的「峰仔峙社」。文獻亦云：「大浪泵至峰仔峙，港大水深（過峰仔峙不復有潮）」，此地即汐止鎮舊地名的「水返腳」，意即淡水河口的海水漲退潮之地，自一六三二年之後，是淡水通往基隆的交通要地[14]。
荷蘭人領有北臺後不久，即於一六四二年十月三日，由士兵范‧律貝克（Hans Gal van Lubecq）與番通事Alonce帶了布匹、玻璃、銅製耳環與手環等物，從雞籠──從日記可判斷他們是越山──到淡水地區的Kipangas（峰仔嶼）、Kiliessouw（里族）以及Malessekou（錫口）番社去交易民生食品，並帶回二十三隻雞、兩隻豬、一些橘子（Limoenen）、香蕉（Piessangh）、甘蔗與蕃薯（Petattes）。荷蘭士兵此行留下一個有意思的片段民族誌資料，該資料除指出這三社糧食豐富，生產白米與紅米外，也提到此三社的人吃生鹽漬魚，也殺、吃其他動物，卻不殺雞與不敢吃雞，就如回教徒不吃豬肉一樣[15]。
同年十二月，裴德中尉（T. Pedel）由淡水城砦──與上述士兵相反方向──沿基隆河招撫基隆河番社。他們一行人於八日駕艋舺舟從紅毛城出發，傍晚五點抵達里族。翌日中午再出發，傍晚抵一「緊鄰里族（即基隆）河，在山中」的「Ratsecan」社。十一日晨九點，由此社折返，中午抵達錫口（Malotserouaen）社，此後再往下到里族等社巡視招撫[16]。由裴德中尉〈招撫基隆河番社日記〉所記的里程及地形來看，「Ratsecan」社無疑就是「Kipangas（峰仔峙）」社的另一個名稱。
裴德中尉的日記裡提到，陪同前來的里族社頭目在「Ratsecan：峰仔峙」社中，與本社人表明願意歸順荷蘭人，但不希望像西班牙人統治時代那樣，凌辱他們的婦孺，燒毀他們的房舍、田園與艋舺舟[17]。據此，可知西班牙時代，其政教勢力已經達到今天的汐止鎮。
峰仔峙戶口表
| 年 度 | 一六四七年 | 一六四八年 | 一六五○年 | 一六五四年 | 一六五五年 |
| 戶 口 | 120 (28) | 100 (28) | 105 (27) | 104 (24) | 100 (33) |
由荷蘭時代的番社戶口表來看，峰仔峙社算是中型的番社（指百人左右之社）。接下來要討論的是「Kippanas：峰仔峙社」的社址。此社於本圖被繪在基隆河的北邊，也就是說，在荷蘭時代，「峰仔峙社」的社址在基隆河北岸的山中。然而，目前定論卻說：該社原居基隆河南岸的低地，清代時漢人入墾，在南岸建立「水返腳街」後，社番被迫遷到對岸的「鄉長厝」山中；進而將「鄉長厝」地名，解釋成「往昔有鄉長住屋之地，故名」[18]。 這種目前的說法，有兩個難解的矛盾。第一是與本圖的位置及上舉荷蘭文獻產生嚴重衝突。如上所述，荷蘭時代峰仔峙社就已經在北岸山中，除非我們能證明一六五四年之後，荷蘭人或明鄭軍隊把他們趕到南岸；而到了一七○○前後的清代，漢人又把他們趕回北岸。否則，清代漢人因開墾而逼迫社番遷徙過河之說，便不能成立。我倒是寧願主張：漢人來汐止地方開發時，由於北岸的「峰仔峙」地帶已為原住民主要的活動天地，故只好就南岸大加發展而興建「水返腳街」。
另外一個難解的矛盾是：「鄉長厝（坑）」的舊地名，在日本時代就已經存在。然而，汐止鎮自古迄今未曾有「鄉」之名；兼之，在國民政府統治之前，臺灣本島的地方行政，除臺東地方以外，全臺亦未曾有「鄉」的單位。除非吾人能舉證「鄉長厝」中的「鄉長」，是臺東或中國境內的「鄉」之鄉長，在清代前後曾來汐止居住。不然，這個「鄉」恐怕有另外一種意義，不能光就文字表面解釋。
或許「鄉長厝」的「鄉長」一語，是番語或外來語的漢語音譯也說不定。我進而認為，若將荷蘭時代以來的峰仔峙社社址，比定在「鄉長厝」一帶，大致上無誤。這從舊地名的遺留，亦可得到進一步的證明。即：鄉長厝一帶，北有「叭嗹坑」、西有番仔寮、社後等地名，此正構成一個與原住民活動有關的區域。至於「Kipanas = 峰仔峙（Pang-á-sï）」的語意，仍屬難以確定。如果我們也再求助於南島語系之例，則馬來（印尼）文的「Panas」，有「熱、高溫與凶惡、危險」之意，或許可供作地名起源研究參考之用[19]。
4.Kimal (itsigo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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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語拼音：Kimalitsigowan / Malotsigauan / Kimalotsigauan / Malessekou / Malotserouaen
漢語名稱：麻里即吼、麻里折口、麻里折口、麻里則孝、麻里雞口、毛里即吼、貓裏錫口、毛里折口、錫口社；興雅撫徠。
一般考訂：臺北市松山區頂錫等里，後遷至汐止樟樹里。現臺北市松山區頂錫、頂松、有福、豐祿、上壽、富前、貴全等里。漢人入墾後，社人向今汐止鎮樟樹里（舊小字番子寮、樟樹灣）遷散。
本號的標誌文字也殘缺不全，但可確定是「Kimalitsigowan」，即清代文獻上的「麻里即吼社」。本社繪於基隆河南岸，與五號的「Lisiouck（里族社）」隔河相對。本社的社址，目前被比定為今天松山舊地名的「錫口（庄、街）」，並被認為原「錫口社」番，後來被漢人逼迫，而往東遷到汐止鎮的樟樹里；同時，錫口社附近的里族社、答答悠社，則由基隆河南岸遷到北岸今內湖區的新里族、北勢湖一帶。
不過，這樣的比定，與前號的「峰仔峙社」一樣，也出現了一些問題。首先是松山地區的舊地名中，（舊）里族庄中基隆河河曲之地有「番社」地名（今舊宗一帶）[20]，可以當成錫口社址的候選地。其次是，如第一章所述以及各號考訂所證，本圖雖然在距離及比例上幾無準確性可言，但在方位的正確度卻相當高。在本圖中，除錫口社在基隆河南岸外，五號的里族社與六、七號的答答悠社，都在北岸。而如同前號所提出的質疑一樣，除非我們能證明北岸的這幾個社，在稍後被趕到南岸，復於短短幾年之後的清代，再被趕回北岸。不然，基隆河此段南岸的「舊里族」應為錫口社社址，反而對岸的「新里族」才是「里族」主社的故地（詳下）。至於錫口社後來遷居到汐止樟樹灣的一般說法，經細究，原來又是承襲伊能嘉矩的「調查」[21]。如同本章開頭及往後各號所證，伊能氏關於北部熟番的「結論」，錯誤之處層出不窮，使得我寧願主張松山舊宗的「番社」才是錫口社的舊址，並持此說以待後來研究者的檢證。
在荷蘭番社戶口表中，錫口社是中型的番社。令人好奇的是，本社的戶口原本由一百八十人，到了本圖繪成的年代，卻劇減為九十八人。造成原住民人口劇減的因素，有待進一步的探討。這裡，我只想提出一個觀念問題，即：荷蘭時代的戶口表是否純指單一社的戶數與人數。
麻里即吼社戶口表
| 年 度 | 一六四七年 | 一六四八年 | 一六五○年 | 一六五四年 | 一六五五年 |
| 戶 口 | 180 (52) | 180 (52) | 156 (42) | 98 (34) | 108 (33) |
從荷蘭資料中，我們常可以看到戶口表名單之外的一些社名。以本社為例，在「Kimalitsigowan社」之外，又有「Kimadaminadauw / Madomadou」之番社，其頭目名為「Tanquoy / Tachoway」，與錫口社的頭目名「Taqauy」相似，為同一拼音誤抄之例[22]。錫口社之外，緊鄰地區似有同社的小番社，在清代文獻亦可見端倪，如清同治年間（一八七○年前後）的方志，有云：
（淡水）……港門從北而入……及其分流開派，則南通興直、海山，北通八仙埔。芳（sic. =麻）舍翁、八芝蘭林、大隆同、奇武卒、劍潭、嗒嗒攸、禮族、貓裏錫口、興雅撫徠、峰峙諸社環其間。
「興雅撫徠」即今天松山區的「興雅（heng-á）」[23]，由此可見荷蘭時代的戶口表所登錄的戶口數，有時應為幾個小社的總計，不見得單指一社。若戶口表上有番社人口劇減之事，有時候似乎是小社人口未登錄在內，不應逕自結論該社真的是因病或戰亂而喪失人口。
最後，我想訂正兩個不正確的一般說法。第一，有人將「麻里即吼」拆字解釋，認為「麻里」一字乃「Malo」，或「Vari」的音譯，意即「沃野」。不過，這種說法仍然起源於日本人研究者的猜測之詞，但後來者卻把它視為定論[24]。而這種說法，很難通過學術檢驗，因為視為定論者，把「苗栗」的地名起源也視為是「Vari」一樣，都缺少語言根據。
第二，西班牙人耶士基佛神父著名的一六三二年的報告，由於在以前因翻譯不甚正確，而造成一個地名解釋上的問題。伊能嘉矩以前曾把與本號有關的一段文字譯成：「里族附近遠處開闊，近有大湖水，霖雨之期，時而河水氾濫，水深增加三、四潯，湖水益加滿溢，流巨大木材到淡水港口」[25]。此段的「大湖水」一詞，常被研究者誤解為指附近的「內湖」。我所以要訂正，一方面是「湖」字在傳統臺語語意裡，大部份是指「盆地、低窪地」，鮮少用來作「湖泊」的地名。[26]另一方面是，原西班牙文的這一段，意指里族社兩岸有低地平野，易為河流氾濫所淹沒，係指氾濫平原，並無「大湖水」之語。[27]
5.Litts (o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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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語拼音：Lisiouck / Litsiongh / Litsock / Litsouck / Litsvongh / Kiliessouw
漢譯名稱：里族、里簇、禮族社
一般考訂：原社址在基隆河在基隆河西岸，現松山區新聚、舊宗二里，後遷至內湖石潭等里，現臺北市內湖區石潭、湖興、週美、五分、碧山、葫洲、內溝等里。
本號文字雖缺，但可確知是「Lisiouck：里族社」。如果讀者稍加注意，便可以發現本號圖所繪的里族番社規模，遠大於四鄰的「峰仔峙」、「錫口」與「答答悠」番社（見圖2-2），本號圖無疑要告訴我們：「里族社」是大社。
里族社戶口表
| 年 度 | 一六四七年 | 一六四八年 | 一六五○年 | 一六五四年 | 一六五五年 |
| 戶 口 | 231 (52) | 228 (52) | 140 (28) | 95 (27) | 71 (25) |
在西班牙與荷蘭文獻裡，里族社也相當特別。一六三二年，耶士基佛神父報告提到：「里族（Lichoco）有兩個村社，大部份在山中，番社的戶數大約在二、三百戶」。[28]翌年，西班牙神父以「里族（Lichoco）有足夠的土番（Indios），收服他們，意味著可牧養整個基隆河流域。要之，土番的數目遠在我們估計之上」，因而建議在此地建立另一間會堂並派兩位宣教師[29]。西班牙當局是否採行這個建議在里族建立一個小教區，暫不得其詳[30]。不過，如第三號所示：里族與峰仔峙社的番人，曾向荷蘭人抱怨西班牙人對他們的暴力統治，以及裴德中尉在峰仔峙時，有位土番向他親吻、並撫摩著自己的額頭與胸部，此種似為天主教之祈禱手勢[31]，可推定天主教亦傳播到此。
荷蘭資料除指出里族一帶的番社常駕艋舺舟沿基隆河出海採捕魚、蛤、野菜之類外[32]，又載有：里族番社的「王與大頭目」冰冷（Ponap / Penap），管轄有十二個番社，被土番視為「能講奇異話語的神」。[33]里族大頭目所「管轄」的十二社，從荷蘭資料來看，其範圍大致可推定從峰仔峙、錫口、上下答答悠到圭府聚一帶[34]。這個西班牙文獻說有二、三百戶的里族地區，若照荷蘭戶口資料，里族主社大約五十二戶、人口二百二、三十人。奇異的是，自一六五○年之後，里族主社的戶口有劇減的傾向，原因尚待查證。
接下來，我們要問里族社的社址在哪裡。在本圖中，里族社被繪在基隆河北岸，這與西班牙資料所言「里族……村社，大部份在山中」符合，亦即里族社的社址應在內湖一帶。一般所說的里族社社址原在基隆河南岸平原，後來遷至北岸今內湖區的靠山一帶，恐怕不能成立。至於舊地名中，為何「舊里族」會在南岸的松山區內，而在北岸內湖區的里族社址後來卻被稱為「新里族」？此中矛盾，還有待地方文史研究者深入探索與解答。
最後，也許是最要緊的是：里族地區除有位大頭目管轄附近番社，而且早與西、荷歐洲人有交涉，那麼，漢人有無可能在明鄭時代之前，就沿著交通要道的基隆河到里族地方來與本地番人交往，甚至是「開發」？上舉的西班牙耶士基佛神父，除指出里族地方是有希望宣教區之外，還提到[35]：
漢人（Sangleys）正在這個地區建立小規模的漢人住區（Parian），很快將有更多的漢人來此耕種及栽植甘蔗。他們甚至說他們樂意把剩餘的土地給日本人勞動者，而不向他們索取貢物。
據此，可知漢人遠在一六三三年就已經沿著基隆河到今天的松山一帶「開墾」了！那麼，漢人開墾有無成效？可惜，目前的資料尚殘缺而無法一窺全貌。不過，甘蔗種植之事，似乎有一定的成果。因為，大約十年之後，如上面第三號所引的資料，得知荷蘭人可在這裡交易到甘蔗。事實上，內湖與松山地區也有類似的民間傳說傳說。傳說略謂「鄭國勝」（即鄭國姓）一族抗清失敗後，從臺南經海路在淡水登陸欲選擇定居地方。後來，他們看到基隆河兩岸的內湖與松山地區之北勢湖、上下塔悠等地為適合的開拓地，先是以和平手段交涉，但番人反抗，「鄭國勝」大怒，終於「擊滅」土番而佔領其地。[36]
地方的傳說把漢人來到里族的時間，延遲至明鄭滅亡的一六八三年。不過，從上引西班牙文獻，可知漢人來此，當早於傳說所設定的年代。事實上，在稍後的荷蘭檔案亦提到：一六六六年二月，曾
有鄭經的使節因腳傷停留在里族，等待荷蘭人從和平島過海，沿基隆河到里族會晤談判[37]。凡此，皆表示漢人到臺北平原中心地帶活動，甚至進行開發之事，絕對早於目前學者所主張的清康熙四○年代！
6.Cattaijo dedan
荷語拼音：Cattayo / Cattaja / Kataijo / Kataijo / Cattaye / Kaijtaijo / Catajou / Catuya / Cattia / Kattia
漢譯名稱：上搭搭攸、答答攸、答答悠、搭搭攸、答答州、搭搭優社
一般考訂：臺北市松山區永泰里舊小字為塔塔悠；金鳳里、玉鳳里舊小字為下塔悠。其原社址位置在基隆河南岸之下塔悠。漢人入墾後，遷移至基隆河北岸內湖區的北勢湖地方。 本號與次號均為「Cattaijo：答答悠社」，只是社名之後，分別加上「dedan」、「bona」。這兩社顯然與松山地區舊地名「上、下答答悠」有關係，在方向順序上，六號為上，七號為下。與前面三、五號同樣，上、下塔塔悠社都被繪在基隆河北岸，然而清代的「上、下塔塔悠庄」卻在河南岸。如果僅根據後者資料，現行的說法：漢人入墾後，塔塔悠社番遷移至河北岸內湖的北勢湖地方──因此番社名消失，漢人民庄取而代之──似乎可以成立。
但是，我認為現行的說法還是大有問題的。儘管目前有關本社的荷蘭資料，並不像前幾號那樣提供了地形的線索，僅言：「Cattia社是個非常舒適之地，緊鄰里族河，約有五十戶，與前述（里族社）一樣有不少社番，為里族社大頭目所管轄」[38]。但若從裴德中尉的基隆河招撫的路線來看，他一路上以停靠、走訪北岸番社為主；再如下一號舉證，上下塔塔悠番社的社址，仍以比定在北岸為宜。這種情況，正與第三號一樣，北岸是番社活動地，因此漢人在南岸發展，進而有相對稱的「塔塔悠庄」地名出現。
事實上，現行說法多以揣測而定論，故多經不起學術的檢驗。其中，關於本社的社名起源解釋亦然。本社社名起源，一般均認為「塔塔悠」是起源於平埔族語「荅荅悠」一詞，而「塔塔悠（tatayu）」意指婦女的頭上裝飾，「番婦頭帶沙（sic. =紗）頭箍，名荅荅悠；用白獅犬毛，作線織如帶，寬二寸餘，嵌以米珠，飲酒嫁娶時戴之」[39]。
可是，如果我們稍加閱讀被頻繁引用的清人黃叔璥之書，居然可輕易發現：「塔塔悠」一詞出自「南投、北投、倈羅、半線、柴仔坑」，以及「水裡社」的番語[40]。這些番社在今天的臺中、南投以及彰化縣市境內，是所謂的「和安雅（Hoanya）=諸羅山」，或「虎尾（Favorlang / Babuza）」族。用中部的番語，來說明北部的番社名，豈非相當突兀[41]？！更何況，黃叔璥的資料還提到包括塔塔悠番社在內的北臺熟番：「番婦無頭飾，烏布五尺蒙頭曰老鍋」[42]。即塔塔悠等社的婦人並不戴紗頭箍的頭飾，只是用黑布纏頭而已！
7.Cattaijo bona
荷語拼音：見上
漢譯名稱：下搭搭攸
一般考訂：見上
「答答悠Cattayo」到底是南島語還是外來語，以及究竟何意，尚待進一步探討，這裡不再進一步討論，我們還是回頭來比定兩社的社址。前號既然不贊同這兩社位於基隆河的南岸，除了荷蘭間接文獻[43]與本圖的證據外，主要是北岸內湖區的北勢湖一帶，有「番仔陂」、「兪頭」的舊地名。如果我們稍微注意一下，六號圖上的番社中間繪有一條「小溝」，復參照清代方志，本地一帶的「番仔井圳」、「水兪頭圳」為業戶「潘宗勝」、「番業戶」所開鑿[44]。由此，殆可證明六號的上塔悠社有前後一貫之處，其社址，比定成今內湖的北勢湖一帶，可謂是相當安全之論。
至於下塔悠社，固然南岸的下塔悠漢人庄中，緊鄰基隆河之處有「番仔厝」的舊地名，但我以為，就如七號圖左下側之處，又繪有一間小房子，似乎意指下塔悠番社零散居住的現象，或許南岸亦有下塔悠社的「番仔厝」也說不定。下塔悠的主社，我根據圖上本社緊鄰八號的「Langeracq：長直河段，即『大直』」，而今大直一帶有「番社」地名，故推定下塔悠之社址或許應該在大直的番社。無論如何，我的推定還是有待地方文史研究者進一步的檢證。
最後，我們得討論下塔塔悠社的戶口。從裴德中尉的記錄，以及戶口表的數目，可知塔塔悠兩社是小社。但令人側目的是，一六五○年塔塔悠社的人口遽增（九號的奎府聚社亦然），相對的，里族社卻呈現劇減。這到底是上、下塔悠兩社的隱匿人口被清查出來，還是里族社的人曾因故遷到塔塔悠社來，因而出現人口遽增的現象？要之，我提出這個問題，主要在於提醒研究者：對於利用荷蘭時代的戶口表資料，還是必須考慮其他因素，不宜逕自認定其數目完全可靠，而做出有關人口學上的論述。
搭搭攸社戶口表
| 年 度 | 一六四七年 | 一六四八年 | 一六五○年 | 一六五四年 | 一六五五年 |
| 戶 口 | 59 (13) | 60 (15) | 200 (40) | 102 (26) | 171 (43) |
8.Langeracq
長直河段；大直、劍潭 本號的基隆河河段被畫得相當筆直，介於奇武卒（北市大稻埕一帶）到答答攸之間。這條筆直的基隆河段，光就今天的地形來看，完全可確定係圓山到大直一帶的劍潭河段。此外，本號的文字標誌「Langeracq」為荷蘭文，「lang」意為「長」，而「racq = rak」一字的原意，據《Van Dale字典》，是指「河道，特別是指兩山之間溪河的直流部份」，所以本字可譯成「長直河段」。「劍潭」與「大直」地名的來源，與基隆河在這裡形成筆直河段有關。
關於劍潭，清代的方志常採錄民間傳說，云：「潭之畔有加冬樹，高聳障天，圍合抱。相傳：荷蘭開鑿，插劍於樹，樹忽生皮包劍於內，不可復見；號劍潭」[45]。除了荷蘭人在大直、劍潭一帶「開鑿」的文獻記載外，本地亦傳言鄭軍曾追逐荷蘭人到這裡來，落荒而逃的荷蘭人因而棄劍於潭中，此為「劍潭」地名之起源。遺憾的是，自伊能嘉矩（又是他！）以來，這些民間傳說一直被消極否定。研究者幾乎異口同聲說：或許西班牙人來過劍潭，但無證據顯示荷蘭人的足跡亦曾到此；且鄭軍與荷蘭人在劍潭衝突之事，從史實來看亦不足信。研究者推測：「劍潭」故事，只是民間人士取八卦潭與劍的吉字命名，後來人卻拘泥於「劍」字而牽強附會成上述的傳說[46]。
研究者所否定的民間傳說，卻因荷蘭檔案──如上述第五號，以及下述第十號所示──的出現與解密，而使其可能性大為增加。也就是說，在荷蘭時代，今天臺北平原的東半部，已經有漢人、荷蘭人與明鄭使節（或士兵）活動、開墾的蹤跡。有時候，學術界視為荒唐無稽的傳說，若經深入爬梳史料，或以「事出有因」的角度來分析，往往可以看出傳說背後的事實，民間傳說不應以「於史無徵」輕言廢棄。
本條考釋至此，敏感的讀者或許已嗅出：目前有關臺北平原開發的歷史認識，可能要重新檢討了。一般研究者往往認為西、荷與明鄭時代，臺北的「開發」，只限於淡水河口，乃至是唭里岸一帶；平原東半部則須待清初之後才有漢人移入、開墾。可是，就我們本章至此的討論，可發現基隆河是交通要道，除兩岸的番人已築有簡單的溝圳外，外來者進入東半部平原活動的事跡，亦已載諸文獻。這個事實，讓我們不得不懷疑目前歷史認識的可靠性。
9.Kimotsi
荷語拼音：Kimoijtsie / Kimoitsie / Kimaltsiou / Kimoutsiou / Kimoetsiouw / Kijmoutsiou / kinoitsie / kimoijtsie / kimaltsion / kinouthie / kieuwetchie / kimoitsie
漢譯名稱：奇武卒、奇武仔、圭母卒、奎府聚；圭泵社
一般考訂：北市大稻埕建成區、延平區的全部與大同區的一部分及城中區的北門里。大致在忠孝西路以北，縱貫鐵路以西，民權西路、撫順街以南，淡水河東岸間的地域。據傳今劍窗里（舊小字城隍廟口街、城隍廟前街）一帶為其社址。
本號的「Kimotsi圭母卒」，位於河的南岸，圖中亦繪出不少房舍。一般比定本社原在大稻埕，後遷至鄰近的奎府町，清咸豐九、十（一八五九─六○）年，因漳泉械鬥使得大部份社番再遷徙大直。不過，我在第七號推定下塔悠之社址或許應該在大直的番社，與一般的比定似有所抵觸，有待地方人士進一步的檢證[47]。又，如前所述，圭母卒與里族有關係，一六五○年本社的戶口突然增加五戶，不知是否為社與社之間的遷徙，待考。
奎府聚社戶口表
| 年 度 | 一六四七年 | 一六四八年 | 一六五○年 | 一六五四年 | 一六五五年 |
| 戶 口 | 73 (?) | 72 (18) | 102 (23) | 118 (24) | 93 (20) |
本號附近特別要得注意的地方，在於本社到二十一、二十二號「了阿八里」、「雷裡」社的未墾平埔之間，繪有一條狀似小溪的水道。另外，本社上方通過第四號錫口，經二十六號的「鞍山（拳山）」，一直往右上方山腰之處，亦繪有一道。這種情況，亦見於第四、十一、二十四與三十九號等圖上。而由三十九號可知這個狀似小溪的水道，就是灌溉之用的「圳溝」。觀圖至此，我們不禁想到，清代臺北平原開墾當初，「拳山堡庄民所合力開鑿」，而灌溉大安、公館的「霧裏薛圳」[48]，以及十一號大浪泵由十三號「麻少翁溪支流（Sprijt van Kimassouw）」引水之「大浪泵（番仔）溝」！
圖上所繪的這些圳溝，由地勢來看，恐怕不是天然形成，應是以原住民為主力開鑿而成。無論如何，一六五四年的大臺北古地圖，已明確告訴我們：在漢人為大量入墾之前，臺北平原主要灌溉系統的雛形已經存在！
10.Marnats bos
其他荷語拼音：Marenas / Marena(t)sberg
馬那特森林
本號義為「Marnats森林」，「Marnats」一字，似非荷蘭語，原意不明。這座森林在《臺灣日記》又被稱為：「Marena(t)山」。它在圖上位於劍潭之旁，大稻埕的斜對面。由方位來判斷，這座森林或山，無疑就是今天的圓山。
這座當地土番視為神聖（in superstitieuse achtinge was）的山[49]，據傳產有相當多的橡樹（eyken）、樟腦樹（camperboomen）等。一六五四年前後，荷蘭的大員當局因建材之需，曾幾次派人北上前來砍伐，但所得木材不甚合用[50]。原來，劍潭與圓山一帶，雖有「高聳障天，大可數抱」的樹木，卻是幹材不堅硬的茄冬樹（見第八號）。
儘管如此，荷蘭人曾經來劍潭與圓山一帶砍伐樹木畢竟是事實。民間傳說中的荷蘭人「插劍於樹，樹忽生皮包劍於內」，若解釋成荷蘭人砍鋸樹幹，或因發現樹材不適合，而失望地留下伐木工具於樹幹中，豈不是很貼切？！進一步，這座原住民視為的禁忌山林區域，與後來劍潭寺建寺的傳說[51]：
……僧華榮至此，有紅蛇當路，以筊卜之，得建塔地。大士復示夢有八舟，自滬之籠可募金，果驗。寺遂成。
豈非也有神話學上的關聯麼？
11.Pourompon
荷語拼音：Pourompon / Pourompom / Paronpon / Paronghpot
漢譯名稱：巴琅泵、大浪泵、大龍峒；木喜巴杄（？）；圭泵社
一般考訂：臺北市延平區鄰江、福環……保安等里及大同區的融和、福澤、瞻聖等里。大浪泵社後來與奎母卒社合併，改稱奎泵社或雞泵社。
本號「Pourompon大浪泵社」，一般比定成基隆河南岸舊地名的「大龍峒」，但在本圖卻被繪在基隆河的北岸。如果我們按照前面幾號的觀點，應該在北岸尋找大浪泵番社的社址。然而，大龍峒的對岸卻是士林的社子，它完全可確定是屬於麻少翁社的社地之一。我們可以這麼說：一六五四年的大臺北古地圖，大概只有這號圖的位置有問題。
這裡，我們不得不討論一下由地質、地理學家所建構出來的「（清）康熙臺北湖」之說。我之所以會重提此事，一方面是要找出大浪泵的社址，一方面也因為長期以來，竟有人還相信「三百年前之臺北盆地，猶為一大湖」的說法，連帶的造成臺北平原歷史發展解釋的混亂。
五○年代以來，地質學家林朝棨提到臺北盆地的地形發達史時，謂：大約一千五百年前左右是十三行文化期的「海退期」，此期的盆地規模與現在情形大致差不多。然而，康熙三十三（一六九四）年發生大地震，「盆地之一部份陷落，海水又侵入盆地中，成為『康熙臺北湖』」，「該湖的面積約一五○平方公里，淹沒了盆地的西北大部；僅東南部及南部之近山部份露出水面」，其後「陸地又逐漸上昇，海水又逐漸退出盆地，遂呈今日之現狀」[52]。
與之同時，地理學家陳正祥亦指出[53]：
……臺北盆地……曾數度陸沉。其最近一次有文字記載的局部陸沉，係發生於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在郁永河所著的裨海紀遊裡……在一六九七年時，今日關渡以內是個大湖泊……又可推知當時的大湖，淹沒了盆地的西北部，僅東南部及南部近山的地方露出水面……大地震時地面陷落數公尺是常有的事……如果繼續下去，動個不休，算不定臺北盆地又要陸沉了。
大約三百年前，臺北盆地有部份曾為海水倒灌而成「大鹹水湖」，這是何等聳人聽聞的地理景觀！可惜，這兩位著名的研究者並沒有說出海水退出盆地是在哪一時段。若依另外的清代史料，康熙四十七（一七○八）年前後，已經有人在「康熙臺北湖」湖中的萬華東園地區開墾成水田（見第三章）。那麼，由時間來推算，這個臺北大湖的存在時間大約十三、四年左右，並且在十年（一六九七─一七○七）之內，海水退出盆地！請注意，這裡我們還未考慮到海水退出後，有鹽分的土地必須經數十年以上時間的土壤改良才能開墾！若承認有大湖存在，而不久又可以開墾，這在地形史上不能不謂是「臺灣奇蹟」！
然而，若細究「康熙臺北湖」說法成立的原因，卻可驚異地發現他們的主要證據，居然不是地質資料，而是清代《諸羅縣志》之圖與郁永河於一六九七年的如下記載[54]！
……由淡水港入。前望兩山夾峙處，曰甘答門，水道甚隘，入門，水忽廣，漶為大湖，渺無涯洷。行十里許，有茅盧凡二十間，皆依山面湖，在茂草中……麻少翁等三社，緣溪而居。甲戌四月，地動不休，番人怖恐，相率徙去，俄陷為巨浸……
事實上，兩位研究者誤讀這段文獻了。民間研究者已指出郁永河所說的「大湖」，其實是「大澳」[55]。不僅如此，把「行十里許」讀成「海船亦可以在航行湖中，走十餘里」[56]，更是值得商榷。該段記載，若前後文對照判斷，原意是他們的船進入關渡之後，再沿著基隆河「行十里許」，而到磺溪會流處的今社仔對岸一帶。而且，所謂的「麻少翁等三社」，即指本圖所繪的麻少翁、大浪泵與唭里岸三社。換句話說，郁永河所描述的地震而引起一片土地突然之間陷入水中，應該是指社子島這一附近的地帶。
自然史研究者誤讀歷史文獻，情猶可原。但人文史的研究者未能免脫這個誤謬，竟進一步援引此論，認為一六九四年到一七一七年之間，因有臺北大湖的存在，而否定劍潭古寺等建立的可能性[57]，就不禁令人慨嘆臺灣史研究者是多麼吝於運用常識來「瞭解」土地之史了。
因此，合理的解讀應該是：九號的奎府聚到十三號的河流相當彎曲，所繪的是基隆河舊河道，在歷史上應該常氾濫或變動。就如十一號的大浪泵，在此時期尚被繪在基隆河北岸，但康熙三十三（一六九四）年那一場大地震，使得河流稍往北改道，致使大浪泵及士林的社仔變成南岸。
大浪泵社戶口表
| 年 度 | 一六四七年 | 一六四八年 | 一六五○年 | 一六五四年 | 一六五五年 |
| 戶 口 | 76 (17) | 80 (25) | 61 (21) | 52 (17) |
12.Kimassouw
荷語拼音：Kimassouw / Kimassou / Kimassouw / Kimassau / Malsaou / Masiaou
漢譯名稱：麻少翁、毛少翁、麻舍翁、麻肖翁、芳舍翁
一般考訂：臺北市士林區後港、葫蘆、社子、永平等各里及倫等里的一部分，在基隆河舊河道、基隆河、淡水河間的平坦地。社仔為麻少翁社之舊址，據《裨海紀遊》之記載，此地番社，於康熙年間發生大地震陷沒後遷移今永平、倫等里。
本號圖繪有兩排非常「壯觀」的房子，其規模為基隆河流域番社之最。此外，左下方的田野中，還繪有一間有牆壁的屋舍，以及兩間似無牆壁的茅草屋。由戶口表來看，麻少翁社是基隆河流域的最大番社。難怪清代方志會說：「……麻少翁、內北投諸番壯猛……」[58]
毛少翁社戶口表
| 年 度 | 一六四七年 | 一六四八年 | 一六五○年 | 一六五四年 | 一六五五年 |
| 戶 口 | 433 (98) | 430 (100) | 401 (110) | 390 (100) | 305 (86) |
可是，目前的說法卻把荷蘭時代至清代均為大社、壯猛的麻少翁社址，比定為士林的社子。「社子 = 社仔」，顧名思義是指大社之旁的小社。換句話說，僅就地名學來看，目前的比定是大有問題的。
事實上，儘管麻少翁社在本圖被繪於基隆河畔，但就如其他河畔的番社一樣，其實位於山中亦有番社。一六四二年年底裴德中尉招撫番社之旅的記錄，也顯示由河畔至山中，都有麻少翁社小社的分佈。裴德中尉一行人於早上十點離開答答悠社，黃昏抵達基隆河的盡端，再往上航行到「Cubocan」溪，因該溪水淺、河流急湍，故小漁船未載人而於晚上抵達一個地方，在那裡過夜。附近有五、六十人的「Kienasodouan社」，「Cubocan社」也在溪邊，房子很多，但人數不詳[59]。
「Cibocan」溪，從方位來判斷，既然是基隆河下游的盡端，且又可用小船稍微前進，那麼這條溪無疑就是今天士林的磺溪了。溪邊的「Cubocan社」，也可比定為紗帽坑一帶的番社[60]。要之，由此來看，今天士林至紗帽山一帶，都可能是麻少翁社的地點，不一定只限於社子。
附帶一提，麻少翁社的頭目於一六四三年四月間曾回答荷蘭人何以延遲獻地歸順之事，謂因現在正在進行稻米撒種（zayen rijs）的工作，由於懼怕他們的神明而不敢外出，否則稻米無法成長，得等三個月之後才能獻地云云[61]，這正與明朝人的記錄「穀種落地，則禁（外出）殺人，謂行好事，從天公乞飯食」[62]，有一貫之處。
13.Sprijt van Kimassouw
麻少翁溪支流
「Sprijt van Kimassouw」意為「麻少翁溪的支流」。從圖上所繪的位置來看，它位於「麻少翁社」之旁，我判定這條溪與十四號的「Swavel spruijt：磺溪」有古今名稱交替的現象。也就是說，十四號古稱「磺溪」，但後來「磺溪」成為「麻少翁溪支流」的專稱。
這裡，我們不妨輕鬆發揮一下歷史想像力。「麻少翁溪」，在西班牙文獻裡被記成「Kimazón」，中文常被音譯成「基馬遜河」[63]，與麻少翁社的社名有關。就如往後幾章所考訂的，臺北地方有些地名的起源是來自於西班牙或相關外文。「Kimazón」有可能是來自「Ki-Amazon（基亞馬遜河）」，「Amazon（亞馬遜）」典出希臘人開闢黑海殖民地之稱呼。或許西班牙人不只將此名用到拉丁美洲，也把它用到臺北來。當然，這個推測之詞，僅供參考之用，尚不宜視為定論。
14.Kirananna
荷語拼音：Kirragenan / Kieraanganon / Kerannanna / Kernannananna / Quiranganan
漢譯名稱：奇里岸、唭里岸、淇里岸、奇兩峰社。
一般考訂：臺北市北投區風度、立農二里。在唭哩岸山（一六四公尺）之南，石牌國小一帶。
本社雖是小社，但在本圖上卻繪有一排「豪華」的房子，後來的漢籍文獻常說：「淡水之開墾，自唭里岸始」，似乎反映唭里岸番社一帶，在荷蘭時代前後，已經有相當程度的發展。
唭里岸社戶口表
| 年 度 | 一六四七年 | 一六四八年 | 一六五○年 | 一六五四年 | 一六五五年 |
| 戶 口 | ── | 30 (9) | 40 (12) | 35 (14) | 50 (13) |
關於「唭里岸」的地名起源，伊能嘉矩說：「當時淡水河（西班牙人所謂的Kimazon）擴展到此地（唭里岸）附近成一大湖，故地名似因起源於西班牙人將地形類似的菲律賓群島之北西灣（Bahia-Irigan，或Iligan）移用而來」[64]。可惜，戰後的地名辭書卻僅解釋成「唭里岸（Ki-Li-Gän）即凱達喀蘭平埔族語之Ki-Irigan之譯音字」[65]。我雖然常嚴格批判伊能氏的錯誤地方，但對於他從世界史的觀點來解釋臺灣地名，卻可以贊同部份。因為，臺北的番語已經成為死語，從外來語言推測臺北地名，也許是一條可行之路。
15.Swavel spruijt
磺溪
「Swavel spruijt」意為「硫磺小溪」，然而從本圖所繪的位置來看，此溪位於十四號唭里岸社的右邊，並通往繪有噴煙霧之山（即大屯山硫磺谷一帶），以及山後的「北投社」（見第四章三十四號），則似乎又與流經天母、現在叫「磺溪」的那一條溪不同。
在西班牙的資料裡，也提到有一條小溪口可通往有八、九個番社的北投（Quipatas），通常到那裡是用走路的[66]。所以，這條溪應該是貴子坑溪（？），不是現在的磺溪。
16.Ruijgen Hoeck
野生灌木林河角
「Ruijgen角」的ruijgen（= ruigen）一字，根據荷蘭語的大辭典類書，如Het Woordenboek der Nederlandsche Taal、van Dale Groote Woordenboek der Nederlandse Taal之解釋，用來標誌地名的「Ruigenhoek」一字，通常指野生灌木、蘆葦、菅芒等叢生的未開墾之地，此詞或可譯為「長有野生灌木林、茅草的河角」。
從圖上所繪位置來看，這個地點的對面，有一條支流叫「Spruijt nae Gaijsan：往海山之溪」。該條溪，如第四章十八號所確證，是五股鄉境內的冷水坑溪。據此，本號的「野生灌木林河角」無疑就是今天的關渡。
我們如果再參照如三十一號等的標誌地點與考證結果，不由得不驚嘆此圖所繪的淡水河口各地點，其方位幾乎都與今天的完全相同！
17.Ritsouquie revier
「里族河」即基隆河。基隆河在西班牙時代稱「Kimazón基馬遜河」，河口的麻少翁社與河的名稱有關，正如同武𠯿灣河的河口在「武𠯿灣社」一樣。但在荷蘭文獻中，謂麻少翁社位於「里族河」之旁[67]，似乎意味著基隆河（= 里族河）的名稱，是以里族社為主而命名。
[1] 近代初期的淡水河、基隆河等未為前輩弄清楚的情形，請參見：王世慶，《淡水河流域河港水運史》（臺北：中研院社科所，1996），頁4-7。
[2] 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第三臺灣》（東京：富山房，1909年），頁17。
[3] Esquivel, 1632, fol.309r.
[4] DZIII, p.537.
[5] 劉益昌，〈古老的石門人〉，《北縣文化》55期（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頁12。
[6] 伊能嘉矩著、楊南郡譯註，《平埔族調查旅行》（臺北：遠流，1996），頁150-165。
[7] 同上，頁165-167。
[8] 伊能嘉矩、粟野傳之丞，《臺灣蕃人事情》（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1900），此書將「Ketanganan」視為平埔番一支，頁100-101等；同氏（署名A.B.C），〈臺灣に於ける地名の起原及び變遷〉，《臺灣慣習記事》二卷三號（1902），頁65，則直接斷定「雞籠」就是「Ketanganan」略音而來。
[9] 幣原坦，《南方文化の建設へ》（東京：富山房，1938），頁281-282。我也有些朋友繼承此說，因而認為臺北市的「凱達格蘭大道」，應改為「（大）加臘（蚋）大道」比較有本土味，也符合該大道所在的臺灣原舊地名。他們的建議，我倒認為可以考慮。
[10] 馬淵東一，《馬淵東一著作集》（二）（東京：社會思想社，1974），頁441。馬淵提到語言學家的淺井惠倫未聽到「凱達格蘭」之稱呼，但又云：如果他記憶無誤的話，在基隆和平島調查過平埔族的臺北醫專教授宮原敦，曾告訴他說聽過「Ketananan」之稱。馬淵為了調和此間的矛盾，就推測說「凱達格蘭族」是指臺北平原的原住民，「馬賽族（Basai）」只是指東北海岸（包括基隆）的原住民。但馬淵的分類法後來受到語言學家李壬癸、土田滋的部份修正，見李壬癸，〈臺灣北部平埔族的分類及其語言根據〉，《臺灣風物》四一卷四期，頁197-214；土田滋，〈平埔族各語言研究瑣記〉（下），頁26-28。不過，李、土田兩人對「馬賽」與「凱達格蘭」、「雷朗」族的語言界線有若干歧異，見李壬癸，〈臺灣南島民族的遷移歷史〉，頁30；土田滋，〈平埔族各語言研究瑣記〉（上），頁10。就我而言，我認為臺北平原的番人也是「馬賽族」，似乎不必另立「雷朗族」，見本書第三章二十號「Pinnonouan 武𠎀灣」條考證。
[11] 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頁32；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臺北：杉田書店，1938），頁113。
[12] 奶奶社
[13] Esquivel, 1632, fol.309v. 報告提到這條路，比起淡水與基隆間的海岸路線更為安全，後者多跳石難行。
[14] Esquivel, 1632, fol.310r.
[15] DZII, p.31. 但這一段資料也有一、兩個問題，資料說三社的土番對他們很好奇，因為從來沒有荷蘭人或歐洲人到過那裡。但下一條的裴德中尉資料，卻說西班牙人曾在那裡凌辱過他們。再者，原文另有一句「alwaer zij selfs een hoen geruylt ende om te eeten gedoodt hadden：他們甚至交易一隻雞，並殺死來吃」，恐怕「een」是「geen」之誤，即原意應為「他們甚至不交易雞與殺來吃」，待考。
[16] DZII, p.101, 103, 105.
[17] DZII, p.103; 並參照註十四。
[18] 伊能嘉矩，《平埔族調查旅行》，頁164；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頁101；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頁336-338。
[19] 「Kipanas」可能意指「高溫之地」，是中村教授生前告訴我的，我也覺得有此可能，只不過我再加上：也有可能是「危險、凶惡之地」。又，有人將「叭嗹（Pat-liân）」解釋為「Kipanas」的「pana」，從語詞構成的角度來看，恐怕難以成立。
[20] 西岡英夫，〈臺北近郊遍歷：松山の卷〉（上），《臺灣時報》（1936, 11），頁97，文中有云：「錫口（Siakau）」是平埔番人意指「河曲之地」，可惜，作者未說明所據為何種資料，姑錄存疑。
[21] 伊能嘉矩，《平埔族調查旅行》，頁93-96、117、164。顯然，伊能氏的調查，不少是根據清代的屯丁名冊而來判斷，而他似乎又誤解屯丁冊的丁數了。並參見第四章。
[22] DZII, p. 100, 256, 259. 社名或番社名在荷蘭文獻中，拼音誤抄之例不勝枚舉，如頁259：「奎府聚Kimoetsiouw」的頭目名「Kaupo」，分別被拼成「Kanpo」（p.119）、「Coupa」（p.256）。
[23] 《福建通志臺灣府》文叢八四種（臺北，1960），頁344。原文標點甚多錯誤，由筆者改正。此「興雅撫徠」與同年代出版的《淡水廳志》文叢一七二（臺北，1963），頁290，卷九節孝中的：「蕭香娘，興雅鄉（sic.=?）（蕭）意誠女，錫口陳德昌妻。年二十七寡，現年六十一」同屬一地。因此，有論者謂松山「興雅」地名起源不詳，且《淡水廳志》未有興雅庄地名云云，實誤，見：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頁 205。又，「興雅」一語何意，暫不得而知，但「撫徠」一語，疑似與漢籍文獻「巫來由」（即「馬來亞」）有關係，特此提出來，供日後研究之資。
[24] 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頁100，云：「Vari，或許含有平原之意，此參照地形即可知」。後人視為定論，見：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頁204。
[25] 伊能嘉矩，《臺灣蕃政志》，頁54。
[26] 雍正六（）年巡臺御史夏之芳的〈臺灣雜詠百韻〉：「干豆門邊湖水潮，沃饒千里隔煙雲」，詩注：干豆門﹍傳其內有大湖，多膏腴之地」。見：諸家，《臺灣詩鈔》文叢280（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0），頁31。
[27] Esquivel, 1632, fol.309v; 黃美英主編，《凱達格蘭族書目彙編》（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6），頁108。
[28] Esquivel, 1632, fol.309v.
[29] Esquivel, 1633, fol.320v.
[30] José E. Borao, ‘The Catholic Dominican Missionaries in Taiwan (1624-1642).’ 中原大學等主辦，「台灣基督教史──史料與研究回顧國際學術研討會」，1998, 5, 28-29, p.21, 謂：里族（Lichoco）後來並未設立教會。
[31] DZII, p.104.
[32] DZII, p.115, 118.
[33] DZII, p.117. 「王與大頭目」原文為「conninck en opperhoofd」。「能講奇異話語的神」原文為「een godt bij maniere van spreecken」。又，我把里族大頭目之名「Ponap / Penap」音譯成「冰冷」，理由如下：第一，當然是試圖與清代文獻中的「淡水土官冰冷」、「麻里即吼番之婚姻（sic.）」進一步關連，亦即我認為「冰冷」的名字，應為里族社頭目的命名慣習。清初臺北地區的番亂，應為里族社所發動，而不是「內北投社」。進一步論證，容我另文進行。第二個理由，「Penap」較接近客家話「Pen-lâng」而與福佬話「Peng-léng」稍遠。「Penap」被音譯成客家話的「冰冷」，並非沒有根據。一者是當時的涉案漢人「金賢」，並非無客家系出身的可能；二者，今松山地區早期有客家系來此開墾的跡象，此由民間契約文書可證：「立賣店契人張居海，因先年在于麻哩唧口社番佃買得旱埔園一塊，坐在港唇社邊……」（契約見下引唐羽之文），「港唇」是客家系的特殊用語，福佬人鮮用。
[34] DZII, p.105-106. 又頁119云：圭府聚頭目為里族Penap的兄弟。
[35] Esquivel, 1633, fol.321r.
[36] 西岡英夫，〈臺北近郊遍歷：松山の卷〉（上），頁99；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頁963-965。傳說所謂的「擊滅」，絕非指把土番「滅族」，可惜的是，傳說未交代南北兩岸土番被趕到哪裡去。
[37] VOC1264, fols.186v-187r.
[38] DZII, p.106. 「Cattia社」乍看之下，很容易讓人誤解成另外一社，但我根據裴德中尉的旅程及該社的首長名「Irappa」（p.106）、p.256：「Catuya頭目Rap」類同等證據，判定「Cattia」是「Cattayo」的誤抄。
[39] 伊能嘉矩，《平埔族調查旅行》，頁166；洪敏麟，《台灣舊地名之沿革》，頁205。
[40] 黃叔璥，《台海使槎錄》，頁115-116。
[41] 將「塔塔悠社」社名解釋成「番婦頭飾」的始作俑者，不用驚訝，又是伊能嘉矩！見前註。
[42] 黃叔璥，前引書，頁136。
[43] 荷蘭人領有北部之後，除士兵、裴德中尉曾到本社巡視外，荷蘭人的政治勢力亦能達到塔塔悠社，例如一六四六年，塔塔悠社（Kattaye）頭目「臘媽（Lamma）」因重傷外甥致死，被荷蘭人解送判刑，見：DZII, p.517. 凡此，均說明荷蘭人對塔塔悠社已非朦朧的認識，亦可再一度證明一六五四年的地圖絕不是肆意標繪番社位置。
[44] 陳培桂，《淡水廳志》文叢一七二（臺北，1963），頁77。
[45] 周鍾瑄，《諸羅縣志》文叢一四一（臺北，1962），頁285。
[46] 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頁15；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頁99-100。
[47] 伊能嘉矩，《平埔族調查旅行》，頁106-107、164。伊能氏說：圭（母卒、大浪）泵社因漳泉械鬥，而遷到大直設立圭泵分社，亂平之後，一半社眾又返回原居地。但後來的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頁30、98，只言圭泵社遷居到大直。另一方面，伊能氏也未交代「大直分社」的確切地點，又說：圭泵社並未遺留關於沿革的傳說。因此，關於大直的「番社」究竟為「圭泵社」或「塔塔悠社」的社址，還得有進一步研究。
[48] 陳培桂，《淡水廳志》，頁76-77；山田伸吾，《臺北縣下農家經濟調查書》（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1899），頁109。
[49] DZIII, p.300.
[50] DZIII, p.339, 362, 508-509.
[51] 陳培桂，《淡水廳志》，頁345。
[52] 林朝棨，〈土地志‧地理篇〉（一）：地形，《臺灣省通志稿》（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7），頁314；同氏，〈臺北市地質〉，載於王國璠主修，《臺北市發展史》（一）（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1），頁204-206；233-235。
[53] 陳正祥，《臺灣地誌》（臺北：南天書局，1993），頁1013-1014。
[54] 郁永河，《裨海紀遊》文叢四四（臺北，1957），頁23。
[55] 唐羽，〈清代基隆河流域移墾史之探討（上）──從河名之演變探討流域墾地之開發〉，《臺北文獻》直字第九十期（臺北：臺北市文獻會，1989），頁44-45。
[56] 林朝棨，〈臺北市地質〉，頁235；陳正祥，《臺灣地誌》，頁1014。
[57] 尹章義，《臺灣開發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社，1989），頁41-42、151。
[58]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121。
[59] DZII, p.106-107.
[60] 「Cubocan」，有時亦被拼成：Cebacan / Sibacon / Sabocan，此地不只在方位上，連在發音上也與「紗帽坑」相同。又，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頁10，提到艋舺街有「沙麻廚」、「紗帽廚」的番社名，我一下子未能查出他所根據的資料，但我懷疑「紗帽廚」可能與「紗帽坑」有關係，暫存疑待考。
[61] DZII, p.126.
[62] 張燮，《東西洋考》（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105。
[63] 方豪，《臺灣早期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4），頁213。
[64] 伊能嘉矩，《地名辭書續編》，頁4；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頁103。
[65] 洪敏麟，《台灣舊地名之沿革》，頁233。
[66] Esquivel, 1632, fol.309r.
[67] DZII, p.2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