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臺北古地圖考釋/第一章
第一章 一六五四年的大臺北古地圖[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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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幅臺北最詳細的古地形圖[編輯]
約四十年前，南臺灣的鄉土史研究界正為鄭成功登陸地點等問題，頻頻引用荷蘭人繪製的古地圖做為己方有利證據，而鬧得不可開交之際，時在臺大圖書館任職的曹永和教授，卻另闢蹊徑，花費心力在蒐集與臺灣有關的歐洲古地圖及相關文獻，並進一步解讀地圖上的難識文字，撰成一篇〈歐洲古地圖上之臺灣〉長文，奠定了他在國內研究古地圖圈中的重要地位。該文中，他談到一六五四年荷蘭人所繪製的「淡水與其附近村社暨雞籠島略圖（Kaartje van Tamsuy en omleggende dorpen, zoo mede het eilandje Kelang）」時，謂：[1]
信哉斯言。就目前所知，現存有關臺北的古地圖，應以一六二六年前後西班牙人繪製的「雞籠港灣圖」為最早。[2]其後，荷人雖亦零星繪有北臺的港灣，但本書考釋對象的一六五四年「淡水與其附近村社暨雞籠島略圖」（見書前附圖），卻連臺北盆地的原住民聚落，以及大臺北地區的大致地形都弘觀地描繪出來。「臺北盆地出現於古地圖較詳細者當以此圖為首次」，僅這點就已值得吾人專文探討了。更何況初見此圖時，吾人不免會訝異：當時荷蘭人的足跡是否曾遍歷大臺北地區？不然，他們焉能有「較詳細」的臺北盆地地理知識？
事實上，這幅本書簡稱為「大臺北古地圖」的圖版，早在日治時代，就已由當時的臺北帝大從荷蘭海牙國家檔案館翻拍回來，村上直次郎先生在寫基隆紅毛城時，曾在文末刊載。[3]戰後，台北市文獻會的《北臺古輿圖集》與基隆的市志等，[4]都曾將本圖影印附於書中。不過，一般而言，在這些書裡，該圖大抵不脫附圖陪襯的角色，殊少作為研究上的利用。繼曹永和教授之後，七、八○年代以來，研究者雖無法直接利用荷語資料，卻開始有人利用此圖來作為研究主題相關說明之用。譬如，此圖被利用來說明「清康熙臺北大湖」形成之前的臺北盆地面貌；[5]建築研究者用此圖，推測淡水紅毛城，在以前應蓋有一金字塔狀的尖形屋頂。[6]我自己也曾利用這張圖，研究淡水河與新店溪的聚落與地名；在此同時，中村孝志將此圖的左上角文字譯成日文，並來臺發表〈十七世紀中葉的淡水、基隆、臺北〉的演說。[7]此後，這幅圖繼續被某些學者用來探討淡水河南岸的八里鄉一帶，在荷蘭時代是否住有原住民之事。[8]新進的研究者亦能善用此圖，對臺北的新莊地區展開關連性的研究。[9]總而言之，一六五四年的大臺北古地圖，在最近幾年來頗受學界重視。
另一方面，大概是八○年代中期，某家電腦公司曾經以臺灣古地圖製作月曆贈送客戶。此曆一出，深受地圖愛好者歡迎，多人索求不得。自此之後，國內似乎出現一小股的地圖熱，卡片、會議海報等，以古地圖當主題或襯底者紛紛出籠，美不勝收。國內的南天出版社也與比利時人合作，出版印工精美、圖片清晰的歐美人士所繪之古圖集，該書容或有美中不足之點，[10]卻提供收藏家與研究者不少方便之處。最近漢聲出版社又斥鉅資，延請荷蘭古地圖專家與旅荷史家鉅細靡遺地蒐集與解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古地圖。[11]國內古地圖的大眾化與研究深層化，至此可謂達到空前的階段。
儘管這一幅一六五四年最詳細的大臺北古地圖，在最近幾年來頗受學界的重視，並且最近有註解文字的出版，但如果以我前言所揭櫫的本土化立場來看，尚有許多未更正的錯誤，[12]以及未深入探討的角落存在。這也是我所以選擇此圖，不惜花費篇幅重新研究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關於一六五四年大臺北古地圖[編輯]
要深入研究一六五四年的大臺北古地圖之前，得先瞭解一下為何會有這張地圖的繪製。荷蘭人在十六世紀末與十七世紀初往海外擴張過程中，即相當重視航海圖與地圖的繪製，其成果與貢獻亦為時人與後來研究者所推崇。[13]在此背景下，荷蘭於領有臺灣前後，不斷令人繪製相關地圖一事，自屬理所當然。一六四○年代初，當荷人勢力抵達中部臺灣，四二年驅逐北臺的西班牙人後，「大員至淡水、雞籠沿途平靜」。翌年，臺南的大員城當局便命令土地丈量員史崠湖（M. Stormhoedt）繪製中北部沿途河川與村社，但他因酗酒未完成使命。[14]其間，北臺地圖的繪製似乎為淡水、雞籠地區主管（opperhoofd）的重要工作之一。大約一六四八年，或許淡水主管朴洛克厚一（Antony Plockhoy）已經進行這方面的工作，但似乎未完成，而由繼任的西門‧給爾得辜（Simon Keerdekoe）另行完工呈繳。[15]
給爾得辜等所呈繳的大臺北原圖尺寸，據檔案所登錄，為「0.41 x 0.51 el」，約為28公分 x 35公分。[16]這幅彩色圖，原來是與給爾得辜的報告放在一起，置於最後一頁，[17]保存於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收到信函、文件（overgekomen brieven en papieren）」檔案中。一八五六年之後，荷蘭殖民地檔案史家戴雍（J. K. J. de Jonge）等人開始整理東印度公司的檔案，當時卻不按照原檔的編排格式，而是另以各地商館單位，將檔案拆散重編。海軍官員退役的劉柏（P. A. Leupe）也按主題，如航海探險日誌、訓令等分類，將檔案所附的地圖、航海圖、設計圖等抽出放在一齊，另行編目。後來，國家檔案局將東印度公司檔案（VOC）重新整理恢復原狀，但劉柏所抽出的地圖等卻未回歸原檔，而另設一地圖部門（Kaarten afdeling 4）專門管理。[18]一六五四年大臺北古地圖，如今就保存於地圖部門中，編號為Vel. 1127。
其實，今天檔案館所存藏的大臺北古地圖，並非當時所呈繳之原圖，而是巴達維亞城的製圖家聶瑟（Joan Nessel）就給爾得辜所交的原圖抄繪，原圖則下落不明。[19]可惜，這份描繪圖的副本，因年代久遠與保存不良之故，左上角的地名欄中，一至二號、五四至六一號已完全破損，三至五號部分殘缺。本書另一項重要工作與成就，就是利用該圖的報告與其他檔案資料，將這些殘缺破損部分復原。
三、淡水、雞籠區主管給爾得辜與他的報告書[編輯]
如前所言，大臺北古地圖原來是附在給爾得辜的〈關於淡水河、雞籠港灣，暨公司當地現存城砦、日常航行所經番社數等情述略〉報告書[20]之後，圖文連在一起互為參照，後來才被檔案專家拆散而圖文分離。因此，我們得回頭略談有關給爾得辜個人與這篇報告的大概。
一六四二年，給爾得辜以助理身份從荷蘭渡航來巴達維亞，服務於東印度公司，四七年升任下級商務兼書記，其後到大員擔任商務。一六五○年九月，他繼朴洛克厚一擔任雞籠與淡水地區的主管，五三年，以詐欺瀆職之罪嫌，調回大員受審，五四年被送回巴達維亞城。[21]
給爾得辜在淡水擔任主管的三年多期間，似乎與同僚的關係不佳，因此而被控詐欺瀆職。他後來在巴城的報告中也反控一些人，諸如指責雞籠中尉巴爾士及其同夥阻礙他的提案；「指揮官裴德因害怕疾病染身，並未在淡水駐守」、「裴德以及前任主管范‧凱瑟耳」向福州商人敲詐，致使他們多年不敢前來雞籠貿易等等。[22]此外，另有一份一六五七年的報告，提到給爾得辜任職期間，曾不當干預過Pillien（雷裡？）番社，致使該社番人不再相信荷蘭人。[23]然而，無論如何，給爾得辜在職期間卻完成大臺北地圖的測繪，並在一六五四年被遣送回巴達維亞城時，將該圖一併攜走。
翌年年初，他把這幅圖呈交給巴城當局，並附上他在巴達維亞所寫將近三千字的報告書。報告書的大意，就如標題所示，在於略述地圖所描繪的淡水河、雞籠港灣、城砦，以及交通要道、番社等情形。除地理描述外，他也建議當局在陡峭的獅球嶺山坡上建造平緩的路階，以及從暖暖開始，沿著基隆河河岸間開鑿出一條淡水基隆之間的內陸交通之路。至於採伐木材所需人力，可藉助金包里的番人云云。
給爾得辜報告書的副本原件，現存於荷蘭海牙國立檔案館。目前國內多處機構購有海牙檔案的微卷，讀者很容易找得到。不僅如此，日治時期臺北帝大所抄錄的二十四冊《東印度公司收到信函暨文件》中，亦包括該件報告。[24]所以算起來，報告書根本談不上是新出土的稀罕文書。不過，將圖與文重新結合研究，本書倒是國內研究界的第一次。
四、有關本圖與北臺的進一步荷蘭資料[編輯]
本書在考釋地圖的過程中，荷蘭方面的文獻檔案，除給爾得辜的報告之外，主要是引用《臺灣日記》。嚴格而言，如果要更深入研究，尚有〈大員城決議錄〉、臺灣長官致巴城總督的報告，以及專員（Comissari）或主管的淡水、雞籠報告等可資利用。
荷蘭佔領雞籠與淡水之後，歷任的主管中，有揚‧范‧凱瑟耳（Jan van Keijssel）、雅各‧諾耳柏（Jacob Nolbe）、安東尼‧朴洛克厚一、西門‧給爾得辜、湯馬士‧范‧伊佩倫（Thomas van Iperen）、彼得‧葉耳司飛爾（Pieter Elsvier）、彼得‧范‧密耳德特（Pieter van Mildert）、彼得‧玻恩（Pieter Boons）、尼可拉司‧盧紐士（Nicolaes Loenius），以及一六六四年荷蘭人在佔雞籠時期的約安‧德‧麥爾（Joan de Meijer）。這些人在淡水的任期或長或短，但多少留下向大員長官的報告，以及長官給他們的訓令等。
這些仍未出版的原檔資料，如果深入閱讀，往往會有意外的發現，以及關於北部更精確的敘述出現。可惜因時間的限制，本書只能利用極少部份，未能仔細閱讀的部分，只好期待他日，或有待後來者的研究了。
五、本圖的正確性問題與符號[編輯]
最後，既然本書以大臺北古圖為考釋對象，讀者或許會問：這幅古地形圖的正確性到底有多高？尤其是本圖的描繪方向，並非一般所熟悉的以北方為上位，再加上淡水、基隆一帶畫得相當誇張，也許更讓人懷疑此圖是否不脫單純心智示意，或山水畫式的地圖。
其實，地圖何時變成以北為上的規格化，不得而知。[25]不過，至遲到十六、七世紀，繪圖者基於實際需要，並不一定遵守以北為上的規範，像一五八四年Ludouico Georgio的中國圖，是以西方為上位；一五九五年林施侯登（Linschoten）的Itinerario之東亞圖，則以東方為上位。[26]而如報告標題所示，本圖重點在標誌淡水與基隆河所流經的番社與地形，而且是從北部的兩個基地，即淡水城砦與雞籠城看內陸的視野來繪製與描述。因此，在「坐北望南」的現實情況下，圖上以南方為上位，係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也就是因為當時是從淡水、雞籠兩個北部行政商業中心的角度來繪製地圖，致使本圖呈現一種類似「雙圓心」式的繪法。明乎此，我們就不會訝異淡水河河口，以及雞籠港灣繪得相當誇張。相對的，其他地方，例如三芝鄉到萬里鄉的北部海岸就被淡化、縮小得不成比例。
但這並不意味著本圖只是一種單純心智示意，或山水畫式的地圖。固然，在十六、七世紀的西歐製圖界，繪製航海圖的人員，一般而言，程度上比內陸的土地丈量員水準為高。[27]而且，從距離與比例的準確性角度衡量，幾乎無法讓現代人相信這張地形圖的正確性。可是，縱然此圖僅用羅盤等簡單工具而非經現代測量技術繪製，致使距離、比例方面顯得相當幼稚，但如本書正文逐條考訂所證明的，本圖所標誌的方位與地點，卻正確得令人難以忽視。
至於本圖符號，給爾得辜報告中提到：「此圖亦顯示田園種作、森林、山脈，以及未墾平埔情形，相當生動有趣呈現出來」。由此可見，圖中的符號，並非肆意而畫，它與歐洲的地形圖一樣，各有所指，為我們留下文字以外的豐富資料。
就如現代一位富有批判力的地圖學者所說的，「地圖激發想像力」，[28]歷史研究者就發揮一點想像力，一起進入解讀這幅大臺北古地圖所描繪的近代初期臺灣歷史世界吧。
[1] 曹永和，《臺灣早期史研究》（臺北：聯經，1979），頁348。按，該文於一九六二年，發表在《臺北文獻》第一期。其後，曹教授於八○年代中，也有這方面的文章發表。
[2] 參見：陳漢光、賴永祥編，《北臺古輿圖集》（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57）。
[3] 村上直次郎，〈基隆の紅毛城址〉，《臺灣時報》（1931, 11）。
[4] 參見：陳正祥編纂，《基隆市志‧概述 》（基隆市：基隆市文獻委員會，1954）。
[5] 參見：尹章義，《新莊發展史》（臺北：新莊市公所，1980），頁8之後的插圖說明文字。
[6] 李乾朗，《淡水紅毛城》（臺北：內政部，1989），頁32-33。
[7] 翁佳音，〈舊地名考證與歷史研究──兼論臺北舊興直、海山堡的地名起源〉，《臺北文獻》直字第九十六期（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91）。
[8] 翁佳音、宋錦秀記錄，〈學際對話十三行〉，《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9期（臺北：中央研究院，1991），頁12-34；並參見本書第四、七章。
[9] 陳宗仁，《從草地到街市：十八世紀新莊街的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1996）頁30-38。
[10] Christine Vertente，《先民的足跡──古地圖話臺灣滄桑史》（臺北：南天書局，1991）。令人惋惜的是，該書的編輯似未經專家統籌過目，致使文章與圖片各行其是，而且，翻譯方面幾乎可用「錯得慘不忍賭」一句來形容。姑舉一例，該書頁137竟然出現：「時間就在1893年日本人佔領巴黎之前」的翻譯句子！
[11] 冉福立（Kees Zandvliet）、江樹生，《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上）、（下）（臺北：漢聲雜誌社，1997）。
[12] 上引書中，有關一六五四年古圖的註解，雖然是參考中村孝志的研究，但有些中村先生的依據，其實有些是來自我所提供錯誤的訊息。
[13] D. F.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77), vol. II, book 3, pp. 464, 469-470.
[14] J. A. van der Chijs ed., Dagh-register gehouden int Casteel Batavia, vant passerende daer ter plaetse als over geheel Nederlandts-India. Anno 1644-1645. (‘s Hage: M. Nijhoff, 1887), p.128-150. 本書以後簡稱「DB」；村上直次郎譯注；中村孝志校注，《バタブイア城日2》（東京：平凡社，1975）頁285、310-311。
[15] 冉福立、江樹生，《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下），頁45-46。
[16] 一阿姆斯特丹「el」=68.78 cm。
[17] VOC1206, fol.270.
[18] R. Raben eds., De Archieven van de VOC. 1602-1795. (The Hage, 1992), p.40.
[19] 冉福立、江樹生，《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下），頁46。
[20] VOC1206, fol.262-269.
[21] Blussé, L. and W. E. Milde, Ts’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3.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1995), p.159, 401, 403 ff. 本書以後簡稱：「DZIII」。
[22] 參見本書附錄三：一六五四年古圖報告中文譯註。
[23] DZIV, VOC1222, fol.190r.
[24] 這二十四冊抄本，係1935年起，由台北帝大委託荷蘭人所抄，現存於臺大研究圖書館的洋書珍本室。本件報告在編號GW 112（第十五冊）中，抄題為「淡水雞籠誌（Beschryvingh van Tamsuy en Quelangh.）」，共十三頁。
[25] 中村拓，《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頁333、346；堀 淳一，《地圖──「遊び」とその發想》，頁22-23。
[26] 織田武雄，《地圖の歷史──世界篇》（東京：講談社，1974），頁96。
[27] D. F. Lach, Op cit., p. 464.
[28] Denis Wood著，王志弘等譯，《地圖權力學》（臺北：時報文化，1996），頁63-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