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臺北古地圖考釋/第五章
第五章 北部海岸：四四號至五四號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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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如第一章所言，本圖重點是描繪淡水河、雞籠港灣，以及荷蘭東印度公司當地現存城砦、日常航行所經番社。因此，淡水河口被誇張得很厲害，而從四十五號之後到五十號之間的北部海岸，卻被縮小得不成比例。到了五十一號基隆港灣之內，才又被誇張起來。四十五號之後到五十號之間的北部海岸，在給爾得辜的報告中，亦僅一段：「若要從淡水操夾板船……等前往雞籠，可取道港外一荷里，朝東北東航行。至第二岬角與駱駝角之間……野柳角。之後……直行往金包里番社，在城砦與本島的狹窄水道處，即可找到停泊之地」的文字。但，這並不代表北海岸一帶無值得考釋之事。以下，我們嘗試參照其他文獻進行歷史的挖掘工作。
二、解讀
44，Eerst Hoeck
第一岬角；麟山鼻
本號之岬角被繪在四十二號林子社的下方，隔四十五號一條小溪之後，又有四十六號的岬角。正如第一、四章所述，三芝鄉之後的北海岸線被濃縮得很厲害，但另一方面，對當時航海相當重要的岬角卻都未遺漏地被描繪、標誌在圖上。西班牙或荷蘭時代是否曾經替「麟山」、「富貴」角命名，目前尚不清楚。但是，由於石門鄉的兩座岬角目標實在太明顯了，自古以來是北部臺灣近海航行的重要標誌。所以，在這張地圖上，麟山鼻被標記成「第一岬角（Eerst Hoeck）」，富貴角則為「第二岬角（Tweede Hoeck）」。此岬角被稱為「第一岬角」，即意指由淡水開航船隻所遇到的第一個岬角。因此，我們可很確定地比定成石門鄉的麟山鼻。
關於麟山鼻，文獻上又有其他的名稱。在一六二五年高級舵公諾得羅士（J. Noordeloos）所繪第一張完整的臺灣島圖〈北港圖〉中，圖上標有「de grauwe houck：灰色岬角」，經考證，此岬角實即麟山鼻[1]。可能是當時荷蘭人船員看到這座黑灰色岩石的岬角，而有這樣的稱呼。此外，西方文獻亦有將麟山鼻稱為：「小雞（籠）角」者[2]，漢籍文獻則作「小雞籠鼻頭山」[3]。
一般而言，由於北海岸沿岸多石磯，俗稱「跳石」，文獻謂：「……有石曰雞籠尖（俗名雞籠杙），曰跳石，疊疊水面，自八里坌至大雞籠城跳石而行，長四十有五里」、「沿路內山外海，多巨石；巉岩碁峙，相去數武，其下澗水，深淺不一。行人跳石以渡，失足則墜於水」[4]，即指出北部沿岸自古以來即以難於行走著名。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淡水與基隆之間的沿岸跳石，阻隔著兩地原住民的陸路往來。跳石海岸對外來民族可能難於通行，但對原住民來說並不困難，漢籍文獻亦謂：「惟土番能之」[5]。一六四二年荷蘭人佔領北部後，即用盡各種方法調查北部的可通行道路等事，他們也知道有一條沿著海岸走到雞籠的老路[6]。因此，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之間，優司特‧戴‧弘特（Joost de Hont）隊長接獲命令，在淡水林子社的番人三哥（Samco）陪同下，由淡水走陸路到雞籠，從事北海岸陸路的調查。
在戴‧弘特的〈從淡水林子到雞籠的報告〉中[7]，提到他們經三芝鄉而行，「我們來到了去年步兵千總揚（Jan）率領二中隊休息的地方，此處有一伸出的岬角，並有一小片的沙灘，溪河從此流出」。由行程來判斷，「此處有一伸出的岬角」之句，應該指麟山鼻，而所謂的「一小片沙灘」，無疑就是今天的白沙灣一帶。至於「溪河從此流出」之句，究竟是指麟山鼻右側、三芝鄉境內的河流，還是石門鄉境內的楓林溪，尚待進一步研究。無論如何，從這段文獻來看，已可知荷蘭軍隊的足跡曾在麟山鼻一帶盤桓過。
45，Verse Rivier
清水溪；楓林溪
第一岬角與第二岬角（即富貴角）之間，繪有一條很明顯的河流，荷蘭人稱為「清水溪（Verse Rivier）」。從今天的地理環境來判斷，這條清水溪，無疑就是石門鄉境內的楓林溪。
本圖從這條溪起，一直到五十三號的「quimourije：金包里」之間，只繪有山丘而無番社聚落。那麼，這是不是意味著這一段的北海岸地帶，在近代初期時是個無人煙之區？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我們已再三指陳：這個地帶並非本圖所要呈現的主題，因此未標繪番社，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不過，我想利用考釋本條之際，從文獻與傳說中，略證此段沿海與淺山地區（即今石門、金山與萬里），至遲在西、荷時代已經有番社的存在[8]。
按照目前不少人奉為圭臬的定論，則石門鄉在以前為平埔番族Vavui社（即小雞籠社）的所在地；或謂（在清代之後）三芝鄉的小雞籠社有一部份的人遷來石門鄉居住，因而才有番社。「Vavui」意為：「山豬、豬」，也就是說石門鄉在以前為山豬出沒之地，因而有此稱呼[9]。當然，這又是伊能嘉矩與安倍明義的說法，進而有人引伸說石門鄉的「老梅」地名，原來就是起源於Vavui，後來改以近似音的「老梅（Ló-bôe）」。[10]
換句話說，目前的觀點多少有推定石門鄉的番社是比較晚（清代）才成立的傾向。但據前號所引戴‧弘特的報告，他們一行人經過麟山鼻之後：
- 我們再稍前行，來到一條溪邊有六間獵屋的地方，該地叫做Ero。從這裡再往前走，就是一條滿佈石礫與礁石的險惡之路。晚間，我們夜宿於一間叫做Malleymey的小獵屋裡。
報告中的「溪邊有六間獵屋的地方，該地叫做Ero」一句，「溪邊」、「Ero（下荖）」，可推定該溪若非楓林溪，則應為老梅溪。但比較重要的是「溪邊有六間獵屋」，由此可見荷蘭時代石門鄉有原住民在此狩獵活動。其次要注意的是他們夜宿的有小獵屋地點：Malleymey。此語若用臺語音譯，則接近「瑪老梅」。若再檢索清代乾隆五十（一七八五）年小圭（雞）籠社的招佃開墾等契約，有「嘎嘮覓」之地名[11]，此舊地名幾乎與「Malleymey」同語同音。引證至此，已可確定「老梅」的地名起源不是「Vavui」。
但是，僅根據上引荷蘭人隊長的簡短報告，充其量也只能確定石門鄉在當時是原住民的獵場，原住民來此狩獵時，就住在小草寮中休憩。若然，似乎荷蘭時代的石門鄉是無「番社」聚落可言，必須等到清代以來由三芝鄉的小雞籠社遷居來此，才有番社。但細就荷蘭資料與石門鄉的舊地名比對，卻顯示該鄉原本有番社的可能。
《臺灣日記》曾提到裴德中尉在一六四三年一月四日，應淡水林子番社居民的請求，到他未曾走訪過的林仔與「Arrito」番社，接受番人頭目Merou與Kakilach的招待[12]。這個「Arrito」番社既然在林子番社的附近，據判斷，石門鄉內的舊地名「阿里荖（A-li-ló）」是相當適合的候選地點。我所以如此判斷的前提，在於我認為：十七世紀前後，北臺灣海岸一帶的原住民，根據西、荷文獻，可以分為：（一）淡水、三芝與石門的「沙巴里：Tappari」族群，以及（二）金山、萬里、雞籠與三貂的「金包里：Kimauri」族群──兩個族群均屬於馬賽族（Basayer）。[13]石門鄉是屬於沙巴里族群的活動範圍，又從生態環境及考古遺址[14]來看，若說該鄉境內在荷蘭人統治，以及以前的時代，沒有原住民的小型聚落，是很難說得過去的。
46，Tweede Hoeck
第二岬角；富貴角
如四十四號的考訂，本號的第二岬角，無疑就是石門鄉的富貴角。一六二五年之〈北港圖〉則作「de groene houck：青綠岬角」，應該是當時船員看到這座青灰色風稜石的岬角，因而有此命名。
然而，自伊能嘉矩以來，一般人對於「富貴角」命名來源的解釋，都是根據一七二六年荷蘭宣教師法連太因（Valentijen）《新舊印度誌》一書所載的臺灣地圖。由於該圖北部之處有「de Hoek van Camatiao」的地名，因此認定「富貴角」一語起源於荷蘭人命名的「Hoek」，後來漢人就取其譯音字，而改稱「富貴角（Hù-kùi-kak）」[15]。
這個解釋，與我在四十四號所說的：目前尚無資料可確知西班牙與荷蘭是否曾替麟山鼻與富貴角命名，兩者互有矛盾。固然「富貴」是荷語「Hoek」的臺語譯音，Hoek音 [hu:k]，意為「岬角」。但上述論點引用法連太因之地圖來解釋，卻值得商榷。凡是瞭解近代荷蘭人所繪製的有關臺灣地圖者，都知道法連太因書中那一幅臺灣圖有太多錯誤，很難採信[16]。而且，該圖的荷語標記：「de Hoek van Camatiao」，若按照福佬系臺灣人的翻譯習慣，大概會譯成：「崁仔貂角（Kàm-á-tiao kak）」。換句話說，縱使該圖的地名資料正確，則「富貴角」的原地名或荷蘭人所命之名，在漢人來說應該叫做「崁仔貂」。因為「富貴」一詞本身就是「角」的意思，「富貴角」如果再復原翻譯，就變成「角角」了，這在地名的命名法上，不能不謂相當怪異。
所以，我還是認為：麟山鼻與富貴角在荷蘭時代一般都被泛稱「Hoek」，頂多再以顏色或前後分個第一岬角、第二岬角以示區別而已。這兩座岬角似乎不像野柳那樣，前面冠有其他名稱。後來漢人在指稱與記錄「富貴角」地名時，也直接音譯並採用吉祥字「富貴」，至於富貴之後的「角」字，恐怕是更後來的人所加上。
47，Cameels Hoeck
駱駝岬角
本號「Cameels Hoeck」為荷蘭文，意即「駱駝岬角」。從今天地形來看，本號無疑是金山鄉境突出海中的獅頭山岬角。如同第一、二岬角是以顏色、前後來標誌，本號則是以形狀而命名。不過，荷蘭人或當時人所命名的「駱駝角」，似乎未流傳下來。
48，quelangs swaevel bergh en quelangs gat
雞籠硫磺山及雞籠坑口
本號圖標明「quelangs swaevel bergh en quelangs gat：雞籠硫磺山及雞籠坑口」，位於四十九號「Punto Diablos（魔岬 = 野柳）」的左側。本號並繪有一條小溪，此溪的上游繪有冒煙狀的山。這座冒煙狀的山，無疑就是今天金山與萬里鄉交界一帶的磺山。而這條小溪，應該就是萬里鄉的員潭溪。
值得注意的是，這條金山與萬里鄉交界的員潭溪，在本圖上被標示成「雞籠硫磺山及雞籠坑口」。由此可證明，從金山、萬里一帶起，在當時的地理觀念中，是屬於「Quelang：雞籠」之境域。換言之，地名「雞籠」一詞，有廣義與狹義的用法。狹義的「雞籠」專指今天基隆的和平島（參見第六章）；廣義的用法，則包括從金山鄉起到今天的三貂[17]。
49，Punto Diablos
魔岬；野柳
「Punto Diablos」一詞，其實是西班牙文，意為「魔鬼（diablo）岬角（punto）」。「魔鬼岬角」已經被前輩研究者比定是今天萬里鄉的野柳岬角[18]，這個比定已無庸置疑。
荷蘭文獻除在初期將「魔鬼岬角」記成「noort caep：北岬角」，以及後來刊印航海圖標為「Gekloofde klip（裂礁）」[19]之外，絕大部份是繼承西班牙人的稱呼，或者是拼成荷蘭式的名稱「Duijvel hoek」、「Caap Diable」[20]──兩詞都是「魔鬼岬角」之意。事實上，不只是荷蘭人沿襲這個「Diablo」的地名，到了今天仍然還是在使用中呢。「野柳」的地名，幾乎大多數人都以為是源自原住民的語言，而忘了這是從西班牙語「Diablo」音變而來[21]！
50，Smits Coolbaij
煉鐵用煤炭灣
本號繪成灣澳的形狀，荷語「Smits Coolbaij」意即「煉鐵用煤炭灣」。本號的位置，在今野柳之東、基隆港之西。那麼，圖上的「煤炭灣」大致的地點應該在哪裡呢？
未選出比定地點之前，我們先回顧一下有關北海岸產煤的文獻。本圖的文字「Smits Coolbaij：煤炭灣」，其實在十九世紀的西文文獻中，亦有同名的稱呼，即：「鼻頭（北斗）灣」或「煤炭灣（Coal Harbor）」，不過後者的地點是在和平島東南方的「八斗仔（子）」[22]。此外，清初的《諸羅縣誌》亦云北部煤炭：「出雞籠八尺門諸山，傳荷蘭駐雞籠時，煉鐵器皆用此」[23]。由後來的文獻觀之，「煤炭灣」應該在基隆港東邊，八尺門附近的「八斗子」一帶。如此一來，本圖的「煤炭灣」似乎是劃錯地點了。
其實不盡然。我們有以下的理由，足夠認定十七世紀前後的「煤炭灣」，與本圖位置一樣，是指基隆港的西邊一帶：
（一）荷蘭人領有北部之後，除了忙於探詢黃金產地與路線之外，也開始注意到基隆一帶的煤礦，並多次驅使金包里等土番從事挖掘。按照《臺灣日記》所載，當時的採掘礦地，是在海岸礁石一帶，位於和平島「聖三位一體城堡之南邊」[24]。今天的八斗子地點，卻在城堡的南東邊。
（二）四十四號所引的戴‧弘特〈從淡水林子到雞籠的報告〉，他們一行人在今萬里鄉的馬鎖（Basa）過夜後，次日清晨：
- ……再越過一座高山，又走到海岸，往Perack前進，沿途四處石礫與礁石，路況惡劣異常。Perack乃是面對著雞籠右岸的岬角。越過山之後，可見到一片水域〔指基隆內海〕。我們從那裡〔指越過山之後的地點〕走中間之路……11時，抵金包里，下午從該處橫渡Salvador堡。
報告中所敘述的路程，都還在基隆港的西側，因此才能走到和平島對岸的「金包里（Quimoury）」[25]，而由那裡對渡到和平島的城堡。其中，「面對著雞籠（指和平島）右岸的岬角」的「Perack」，音似地名「八斗（Pè-táu）」。而「八斗」的地名，並不是基隆東側「八斗子」的專有名詞，今天基隆西邊緊鄰的萬里鄉境內，也有「八斗仔」、「八斗坑內」與「八斗山」等地名。再者，「雞籠島右岸對面的Perack岬角」一句，若考慮到戴‧弘特的報告收錄於〈雞籠日記〉之中，則可知所謂的「右岸」，是從和平島城堡內來記載方向的。因此，「Perack岬角」無疑就是「萬人堆鼻」。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推定在十七世紀前後，「Perack=八斗=鼻頭」，主要是指基隆的西側。
（三）至於今天基隆東側有「八斗仔（Pè-táu-á）」的地名，從地名學觀點來看，既然詞尾有「仔」字，可推定它應該是相對於主要大地名「八斗」而來。而且西方文獻亦指出：東側的八斗（Pa-tou），是在一八七六年之後，以「煤炭灣（Coal Harbor）」聞名[26]。據此，可知荷蘭時代的「煤炭灣」與十九世紀的煤炭灣並不相同。
總而言之，從本圖以及上面的考證資料，我們幾乎能結論說：基隆煤礦的最初開採，應從基隆西側的外木山、仙洞一帶開始[27]。同時，我們對本號的「煉鐵用煤炭灣」地點，也因此可比定為今天的外木山至萬人堆鼻一帶的灣澳。
接著，我想順勢討論一下基隆一帶煤礦，在近代初期中被利用與開採的有關史事。從考古資料十三行出土大量煉鐵殘餘的鐵渣，以及發現煉鐵作坊一事[28]來看，可知原住民有用煤礦的習慣。西班牙人佔領北臺之後，從文獻得知其駐臺的人員中，有菲律賓呂宋土著Tagalog人的鍛工[29]，由此來看，西人利用煤炭煉鐵，應該是合理的推測。至於荷蘭人，有關煤炭的資料尚屬不少[30]，我僅隨手漫舉我所看到的：
- 一六四二年攻佔雞籠城之後，即已經帶煤礦樣品回台南檢查[31]。一六四五年二月十四日，卡龍長官送三五○噸（tonne balijen = 桶！）之煤礦運到巴達維亞[32]。
- 一六四六年四月卡龍（F. Caron）長官去信令淡水下級商務J. Nolpe到雞籠裝載一五○ Last煤礦[33]。
- 一六五四年五月三十日，美麗島號小桅船（’t galjoot Ilha Formosa）運28 last煤炭到大員[34]。同年，〈大員城決議錄〉載云：本年度巴城當局要求運送四○ last的煤炭供給Crommandel海岸地區，但因目前臺灣的船隻短少，故要求調用其他地區的船隻前來[35]。
- 一六五五年五月，指揮官裴德在雞籠山發現煤礦可挖，要求臺灣方面送來器材[36]；同年八月，大員當局令船隻北上裝載25至30 last的煤礦，準備運至巴城[37]。
- 一六五六年五月二日，淡水雞籠報告將送一四四桶（balyen）煤炭，同月十九日，大員方面收到九九○桶之煤炭，並云雞籠八月時可挖到二○Last[38]。
- 一六五九年五月五百袋（balys = 桶！）煤礦抵巴達維亞[39]。
從上引資料所記錄的衡量單位，計有：「噸（tonne balijen）」、「last」、「桶（balij）」以及「袋（balys）」等等，五花八門，莫衷一是。就在這裡，更證明我於第一章所提的：應該正視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的重譯問題，並非危言聳聽之語。日譯本《巴達維亞城日記》所翻譯的「噸」、「袋」，經查荷蘭文，原來都是指「桶」。一字誤譯，畢竟會造成不必要的錯誤解釋。總之，荷蘭時代煤炭的計算單位只有「桶」與「Last」。然而，這兩種名稱如何換算成今天大家所熟悉的單位，又是一個大問題。因為它牽涉到古今計算單位有異、裝載器物容量有大小[40]，研究者得花費一番工夫去澄清與計算[41]。無論如何，從上述的訂單及繳交數量來看，雞籠的煤礦年度「出口」產量，都應該在二、三十噸以上，談不上是量產。
雖然，以上所舉的煤炭產量，比起後來的清代、日本時代以及戰後，幾乎不可同日而語。荷蘭統治當時產量不多，是因為當時在雞籠挖掘煤礦仍非安全[42]，加之其經濟價值尚未引起重大注意，大部份用於煉鐵。煤炭被大量應用，是十八世紀後之事。
最後，我想提一段地方文史工作者比較有興趣的被遺忘的歷史。本號左邊有一突出的岬角，經上證明是「萬人堆鼻」。我們再回頭來讀戴‧弘特的報告，他們從萬里鄉的馬鎖越山之後，在Perack一帶：
- ……我們從那裡〔指越過山之後的地點〕走中間之路……共花費半小時之久而抵達西班牙豬仔兵（Specken）[43]所拆毀的Songo角面堡。11時……
報告中所說的「西班牙豬仔兵所拆毀的Songo角面堡」，即指西班牙人建造的「St. Millan」防禦工事，也就是民間傳說「荷蘭城砲臺」的「白米甕（Pë-bí-àng）砲臺」。只不過「白米甕砲台」原先並不是荷蘭人所建，而是西班牙人（見第六章五十九號考證）！
51，Klaij Hoeck
粘土岬角；鱟公島
本號位於「雞籠港灣」的入口處之內，「Klaij Hoeck」意為「粘土岬角」，給爾得辜的報告則作「小島（eylantjen）」，但今天的基隆港已經看不到圖上的「岬角」或「小島」。其實，基隆港在未經人工修築之前，港內原有兩個小島：「鱟公島」與「鱟母島」。一九○九（明治四十二）年，日本政府第二次修築基隆港口時，將此兩島鑿除[44]。由圖上方位來看，這座「粘土岬角」，無疑就是以前牛稠港東側的「鱟公島」。本號圖的左側至五十四號之間，繪有五個船錨，表示可供船隻停泊之處。
給爾得辜有關這一地帶的報告如下：
- 若未通過窄灣，或可進入橫隔陸地的美麗深澳，該處水深不淺，且有小島（eylantjen）矗立其中。再進一步航行，調船首通過北荷蘭城堡與金包里村社之間，往漢人市區前（Chinees quartier）日常停泊的碼頭，該地水質相當清澈，地面為乾淨的沙地，可看到有若干潯深的停靠處。
又，本號圖的右上方，有一條兩岸有美麗樹林的溪流，通往一號的獅球嶺、八暖暖（見第一號考證）。此條溪，無疑就是石硬港（溪）。
52，Clooster
修道院
本號圖共有兩處，標於五十三號金包里村社及漢人聚落的左右兩旁，圖上所繪的是修道院（見圖5-1）。給爾得辜的報告云：
- 由於緊鄰〔雞籠〕山，金包里村社一年到頭無法耕種農作，兩邊建有修道院，神父在那裡教育年輕人，不過洗禮與婚禮則在雞籠教堂內舉行。
據此，可知這兩間修道院，為西班牙時代教育年輕人之用的學校。這兩間修道院或學校的名稱，就我所蒐集到的西班牙資料，尚無法確定。目前僅知西班牙佔領和平島後，曾在對岸的漢人社區建立一間漢人教堂，名為「聖約瑟堂（St. Joseph）」。[45]一六三○年，該堂遭暴風所襲而全部破壞，建材被移到淡水沙巴里，另築臨時性的「施洗者聖堂」[46]。該堂原址之上，後來是否有可能再建修道院，暫難得其詳。另外，耶士基佛神父曾建議教會當局在金包里村社中的慈濟院（La Misericordia）旁邊，替漢人、原住民與日本人建立一間醫院[47]。據此，似乎可推測圖上的兩間修道院中，有一間應為「慈濟院」。
雖然修道院的名稱一時之間無法考訂出來，但我卻樂觀地相信修道院的遺址大致可以判斷在何處。我認為左右兩側的修道院，很可能就在今天基隆市仁愛區的媽祖宮與福得宮一帶。當然，我這樣的推定，必然很多人無法接受。其實，這牽涉到西班牙以及荷蘭文獻中常出現的「Quimourije村社」，究竟是否在「大沙灣」一帶的問題。史家如果肯花一點心血考訂史料，將可發現：向來成為定論的比定地點，不僅錯誤，還導致許多早期的基隆市史隱晦不彰。底下的考訂，亦可證明本號的比定有所根據。
53，quimourije
荷語拼音：Quimoury / Quimaurie / Quimaurij / Kimaurij / Kimourij / Kemora / Kimpaurij
漢譯名稱：金包里
一般考訂：均誤作臺北縣的金山鄉
本號所繪的聚落比起其他各號番社來，雖然房屋規模不算「豪華」[48]，卻相當有趣。圖上由右至左，共有四處的房屋建築群，各建築群房屋的後方還繪有種果菜之類的園地。此外，四個建築群中間，繪有一座獨立的房子。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個建築群的兩排房子中間，繪有一條筆直的「小街道」。這一帶的標誌文字為「quimourije」，其發音類似舊地名的「金包里」。
西、荷文獻中，屢屢提到和平島對面的臺灣本島海岸，有漢人市區（Parian）與原住民的「Kimauri」番社。自日治時代以來，研究者大抵根據一六六七年的「臺灣北海岸暨雞籠島圖」[49]等片段資料，推定西班牙時代以來的「漢人市區」在和平島對岸八尺門附近；「Kimauri」番社則在舊地名大沙灣、今基隆港區一帶。進一步，又將西荷文獻中的「Tappari」番社比定為金山鄉的「金包里」。這個比定幾乎被後來的研究者奉為圭臬，深信不疑。
姑且不質疑近代初期的大沙灣，其生態環境是否適合人們居住與發展成為「大」聚落，至少目前的研究結果已確證「Tappari：沙巴里」不是金山鄉的金包里番社，而是淡水的淡水社（參見第四章三十五號）。如此一來，目前成為定論的番社名比定便問題叢生了。諸如：「Kimauri」到底是「大雞籠社」，還是「金包里社」？「大雞籠社」到底原來在和平島，還是在對岸？「Kimauri」社是否原來在和平島對岸，後來遷徙到金山鄉，等等。
上述問題的滋生，根源於地名比定的錯誤。伊能嘉矩以來，諸多研究者對「Kimauri」的誤解，我已為文逐條辯正，不再列舉[50]。這裡，我把焦點放在日本學者所利用的「臺灣北海岸暨雞籠島圖」與本圖合併考訂。日本學者把前述圖所繪的「金包里社（dorp kemora）」看成在大沙灣一帶，可能是被該圖的誇張畫法所誤導，而忘了圖上仍繪有小溪流。然而，要確定「金包里社」的位置，卻不能不考慮到這些溪流。
其實，「臺灣北海岸暨雞籠島圖」上，今基隆港的東岸繪有三條明顯的小溪，本圖五十一號到五十四號之間的海岸，也繪有三條小溪。兩圖均與實際的基隆港東岸之三條溪「石硬港」、「田寮港」與「沙灣溪」不謀而合。而如五十一號所證，本號右邊的那條溪，是石硬港（溪）。「臺灣北海岸暨雞籠島圖」的情形也一樣，該圖左下方的暗色地帶有一條小溪，溪左寫有「Oester Banck：蚵蠣海岸」，並有一條小溪流出，此溪無疑就是與石硬港（溪）交會的蚵殼港（溪），那條暗色地帶的小溪即「石硬港」。「石硬港（溪）」確定後，順理成章可判定本圖的五十四號的溪流，就是田寮港（溪）。再右邊即是沙灣溪，從沙灣溪的左側開始，才是所謂的「大沙灣」「二沙灣」一帶。
確定古今地圖與地形中的三條港溪名稱後，介於五十一號石硬港與五十四號田寮港之間的「quimourije：金包里」村社原址，就再清楚不過了（見圖5-2），它絕對不在目前所比定的大沙灣一帶，而是在今天基隆市最老的行政區──仁愛區境內，此已無庸再辯！
「quimourije：金包里」的聚落原址得到重新澄清後，我們接著要問：本號的「金包里」是否純為番社聚落，若然，那著名的「漢人市區」又在哪裡？未進行討論之前，我先提出結論：我認為本號的金包里聚落，事實上包括番社與漢人市區。
從西班牙文獻來看，一五九七年的資料有云「東北方的島上」住有三百名原住民[51]。一六二六年西班牙佔領雞籠島，築城之際，他們發現島上的村社，有一千五百間香木築造的房子。[52]要言之，從這些資料，可判定金包里主社原來是住在雞籠島（=社寮島 =和平島）。西班牙開始築城後，他們（Quimaurris）被迫從島上遷離[53]。我們由一張西人佔領之初所繪的雞籠古地圖，亦可看到和平島對岸繪有村社，似乎島上的金包里人會遷徙到該地──亦即本號現址來。[54]
有些人看到本號的金包里位置，往往以為它就是清代方志上的「大雞籠社」，並且認為「因大雞籠社平埔族，在漢人建街於基隆時，遷居於島上，稱其社屋所在地為社寮」[55]。這種說法，恐怕問題更多。一方面是清代方志所說的大雞籠社，是在和平島（參見下一章的論證）。另一方面，我們似乎不能忽略：金包里、大雞籠社在當時並不一定單純指一個聚落，以及當西班牙與荷蘭人離開之後，部份的金包里人又重返社寮島的可能。
西荷文獻的「Kimauri：金包里」，非單指一社之事，可再由下舉文獻得到進一步的佐證。耶士基佛神父一六三二年的報告提到：金包里離和平島一西里（lequa），有四、五個部落，西班牙人並企圖使雞籠番社遷聚於一地。[56]又，一六三六年荷蘭人的情報圖，本地寫有兩行「番社（Inwoonderen dorp）」之字；一六六四年之圖，本地三處繪有房子。[57]一六六七年的「臺灣北海岸暨雞籠島圖」，在金包里村社之外仍繪有數間分散的屋舍。可見「金包里」與「雞籠」一樣，有時候是指大範圍的地名。
金包里社戶口表
| 年 度 | 一六四七年 | 一六四八年 | 一六五○年 | 一六五四年 | 一六五五年 |
| 戶 口 | 408 (117) | 500 (120) | 541 (130) | 506 (134) | 491 (130) |
荷蘭戶口表，亦可證明金包里是個大社。不僅這樣，金包里的原住民在近代初期歷史上，表現了精通語言與擅長交易的一面[58]。然而，物換星移，金包里在後來變成金山鄉的專稱。
既然如上所述，「quimourije：金包里」不一定單指一個番社，那麼，在本號的地點內有無可能有漢人市區呢？西班牙文獻提到，在西人佔領雞籠島後不久，神父便在對岸的漢人市區（Sangley parian）為馬尼拉來的漢人（Maieles Chinos）及漢族生意人（Sangley）建立一座教堂與宣教師的住屋。[59]可是，從目前可見的古圖中，我們卻找不到有特別標明漢人市區者。
如前所言，本圖有相當程度的寫實成分。因此，由圖中第二個建築群的兩排房子中間，繪有一條筆直的「小街道」來看，繪圖者所要表達的，應該不只是描述金包里的土番村社，他還想告訴我們，這裡還有漢人的聚落或市街。給爾得辜的報告亦有一段：「……通過北荷蘭城堡與金包里村社之間，往漢人市區前日常停泊的碼頭」的文字，而這條筆指小路的兩旁均繪有船錨，表示可供船隻停泊之地。換句話說，這條筆直的小路，應該是漢人市區的「街道」，我目前推測它可能是今天仁愛區的暗街仔街及崁仔頂街的前身！
如果我的推測得到進一步的證明[60]，我們便會面對一個嚴肅的問題：既然西、荷時代，今天的仁愛區已經有漢人商店與聚落的存在，為何涉及基隆開發史的研究者，幾乎異口同聲斷定基隆市至清雍正元年（西元一七二三年），才有漳州人移居基隆形成嵌子頂街聚落，至此始見漢人聚落和商店；進而乾隆年間，才又另出現暗街仔街與新店街[61]？是不是西、荷時代所發展出來的漢人市街，隨著政權的轉移，漢人便廢村離開返回故鄉？或者是被明鄭或清朝軍隊趕走，使得基隆地區發展，還要在原地附近重頭開始？
其實，基隆市由清朝雍正初年開始發展的觀點，其始作俑者，又是伊能嘉矩，但他又未說明資料來源，難能讓人信服[62]。顯然，有關基隆地區的歷史，正待有心的地方文史研究者重新探討起。
54，Rammekens water plaes (？)
田寮港
本號文字缺。但如前所述，本號流出的小溪即「田寮溪」。左邊的小溪，是沙灣溪，此溪之左才是舊地名大沙灣、二沙灣與三沙灣的今港區一帶。又本號亦繪有一船錨，表示船隻可靠岸。船錨與河口之間，繪有狀似沙丘，丘上復有一間房子。
「臺灣北岸暨雞籠島圖」有一處雖被判定為「沙灣溪」，但繪有與本圖類似的地方，該圖在此處標示：「Rammekens water plaes」，意即：「Rammekens 有水之區」，姑列之以為參考。又，「Rammekens」一名，源自荷蘭史黑爾得（Schelde）河河岸，「菲力心恩（Vlissingen）」一帶的「Rammekens堡」。但此名，在基隆並未流傳下來。
[1] 該圖的清晰圖版，可參考Kees Zandvliet、江樹生，《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上），頁16-17、84。按，本圖臺灣北部地方（左上方），繪有一小凹口，標誌文字為：「de houck met de vlecken」，或有譯為「有斑點的角灣」，但我卻主張應譯為「有小村落的岬角」。從方位來看，此地是今天的淡水河口的沙崙「岬角」。又，本圖基隆港灣一帶的左鄰，有一岬角，名為：「noort caep：北岬角」，可判斷係「野柳角」。因此，在這兩個「岬角」之間的「de grauwe houck」、「de groene hoeck」岬角，就分別是「麟山鼻」與「富貴角」了。
[2] 小川琢治，《臺灣諸島志》（東京：東京地學協會，1896），頁41。
[3]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7。
[4] 周鍾瑄， 同上，頁288-289。
[5] 《福建通志臺灣府》文叢八四，頁82。
[6] DZII, p.115.
[7] 報告的中譯文與註解，請參見：薛化元、翁佳音編纂，《萬里鄉誌》，頁31-32。
[8] 關於萬里與金山兩地有番社之事，參見：薛化元、翁佳音編纂，同上書，頁34-38。
[9] 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頁31、108。
[10]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頁334。
[11] 契字請收於：溫振華，〈清朝小雞籠社初探〉，《北縣文化》55（1998, 1, 20），頁20、23。
[12] L. Blussé, W. E. Milde, Ts’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2.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1995), p.111.
[13] 參見：薛化元、翁佳音編纂，《萬里鄉誌》，頁23-31。
[14] 石門鄉的考古遺址經採獲者，有白沙灣、富基、老梅、老崩山與石門等處的「居住地」遺址，參見：劉益昌，《台北縣北海岸地區考古遺址調查報告》（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7），頁215-219。
[15] 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頁20；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頁108。
[16] 並參見：Zandvliet、江樹生，《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下），頁28。
[17] 薛化元、翁佳音編纂，《萬里鄉誌》，頁28-30。
[18] 曹永和，《臺灣早期史研究》，頁349。
[19] 參見註一；Zandvliet、江樹生，《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上），頁16-17、63。
[20] 薛化元、翁佳音編纂，《萬里鄉志》，頁31。
[21] 「野柳」一詞，在漢字裡無意義，因為在野柳找不到「野生的柳樹」。「野柳（ía-líu）」，顯然是「Diablo」的音變而來，「d」與「b」音消失。
[22] Fu-san Huang, Man-houng Lin & Kaim Ang eds., Maritime Customs Annual Returns and Reports of Taiwan, (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1997)，總545頁；J.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New York: Macmillan, 1903), p.481; 小川琢治，《台灣諸島誌》，頁42。
[23] 周鍾瑄，《諸羅縣誌》，頁195。
[24] DZII, pp.92, 153 ff.
[25] 特別提醒讀者一下，這個「金包里（Quimoury）」，並不是一般所說的「金山鄉」，而是指今天的基隆市仁愛區一帶，詳見第五十三號的考訂。
[26] J. W. Davidson, Op. cit., p.481.
[27] 陳培桂，《淡水廳志》，頁111亦云：「雞籠山……向有仙洞，實煤窯也。土人鑿售內地，為雍田用。開挖既甚，恐傷龍脈，乾隆間已立碑示禁，淹沒失考」。又，連橫，《臺灣通史》文叢一二八（臺北，1962），頁499，云：「……基隆……當西班牙據北時，則掘用之，其跡猶存，為今之仙洞。歸清以後，仍事採掘。乾隆中，移民漸眾，以其有傷龍脈，請官禁止，然尚有私掘者」。老實說，我一直對連氏的史識採取相當懷疑的態度，我不知他所引用的史料到底是真或偽，這裡姑錄之，當參考用。
[28] 劉益昌，《臺灣的史前文化與遺址》（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頁20。
[29] Esquivel, 1632, fol.312r. 云：約一六二九、三○年投奔荷蘭人敵營的菲律賓土著中，有五位Cagayane人與一位Tagalog鍛工。
[30] 荷蘭時代開採煤礦之事，雖早已載於日譯本的《巴達維亞城日記》中，但卻為國內最近研究者所不察，致使認為是外人的研究發現，這對臺灣史研究而言，不能不說缺乏自信的怪現象。參見：黃清連，《黑金與黃金》（臺北：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5），頁25。
[31] DZII, p.22.
[32] 村上直次郎譯注、中村孝志校注，《バタブイア城日誌2》，頁333；原文參見：DB Anno 1644-1645, p.160.
[33] VOC1160, fol.219r.
[34] DZIII, p.347.
[35] VOC1207, fol. 691r-691v.
[36] DZIII, p.509.
[37] DZIII, p.562.
[38] DZIV, VOC1218, fol.216v, 225v.
[39] 村上直次郎譯注，《バタブイア城日誌3》，頁178；原文參見：DB Anno1659, p.88.
[40] 如「桶（Balij）」的容量，在一六四六年的檔案中，有每桶以364或306荷磅（pond）不同單位裝入的，見VOC1160, fol.245v, 255v, 262v.
[41] 《一般報告》註解1 Last = 2400 U（磅），約為1200公斤；但臺灣的情況，有「300 擔，即12 1/2 last」（見：DZI I, p.37.），則1 Last = 24 擔≒1440公斤；又據淡水雞籠方面的商務員報告（VOC1160, fol.264r.），「91 lasten，即750桶（每桶為364荷磅）」，若以一舊阿姆司特丹荷磅約等於0.494公斤計算，則一Last ≒ 1482公斤。
[42] DZIII, p.509.
[43] 我以前從未出版的打字稿翻譯時，「Specken」未翻譯。在定稿過程中，查了字典之後，才知道此字是用來嘲笑西班牙、葡萄牙士兵的瘠瘦、飢餓狀。「spek」意為「豬肉」，有時亦可作「豬」解。
[44] 陳正祥編纂，《基隆市志‧概述》（基隆市：基隆市文獻委員會，1954），頁25。
[45] E. Blair & J. Robertson eds., Philippines Islands, vol. 32, p.173; 村上直次郎譯註，《バタブイア城日誌1》，頁349。
[46] 大國督，《臺灣カトリツク小史》，頁72、76。
[47] Esquivel, 1633, fol.321v.
[48] 然而，另一張一六六七年的「臺灣北海岸暨雞籠島圖」（見下註），金包里的房屋卻畫得很豪華！
[49] ‘Kaart van de Noordkust van het Eiland Formosa met het Eiland Kelang’ in Algemeen Rijkarchief Afd. Kaarten & Tekeningen. VEL, 307. 較清楚的複製圖，可參見：Zaandvliet、江樹生，《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上），頁78-79，該書譯作「手繪雞籠圖」。
[50] 薛化元、翁佳音編纂，《萬里鄉志》，頁25-28。
[51] Blair & Robertson., op. cit., vol. 9, p.304.
[52] 原文為：「Hallóse un pueblo de 1500 casas, de maderas olorosas」，英譯文作：「He found a village of fifteen hundred houses built of fragrant woods」，見：Blair & Robertson., op cit., vol. 22, p. 98。「一千五百間」之句可能是誤抄，原意應為「一百五十間」，如此才能與後來的文獻銜接上，待考。
[53] Esquivel, 1632, fol.308r.
[54] ‘Descripcion del puerto de los Espanoles en Ysla Hermosa’ in: Álvares, Formosa, tomo 2. 本圖應為一六二六年西人初據雞籠所繪，因和平島的上方標有「aqui se fortifica：此處建堡壘」的文字，表示城堡尚未築成。現在尚有一個待解決的問題，此圖的和平島與對岸均繪有房子，後者且標有：「Bancheria (?) de los Naturales：土番村社？」的文字，這是否意味著在當時兩地均住有原住民，而西人築城過程中，和平島的土番被迫遷徙到對岸合併？待考。
[55] 洪敏麟，前引書，頁二四九。
[56] José E. Borao, “Spanish Presence in Taiwan, 1626-1642”, in《歷史系學報》十七期，（臺北：台灣大學歷史系，1991），p.6, note 7. 但西班牙的企圖似未達成，我們可由後來荷蘭地圖在繪金包里社時，主社之外，仍繪有零星小社。
[57] Zandvliet、江樹生，《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上），頁38-39、76-77。
[58] 參見：翁佳音，〈近代初期北部臺灣的商業與原住民〉。
[59] 中村孝志，〈臺灣におけるエスパニヤ人の教化事業〉，頁35；Esquivel, 1633, fol.318v, 321v; Blair & Robertson., op cit., vol. 9, p.301. 順便提醒一下，這裡所謂的「Sangleys」，也可能包括日本人！
[60] 我所以不敢直接斷定，是因為牽涉到「石硬港」後來經日本人的整治，老街到底在溪流的左右岸問題，仍須進一步的研究。因時間的因素，這個工作就交由有心者繼續進行了。
[61] 陳正祥編纂，《基隆市志‧概述》，頁16；李乾朗，《基隆文獻1：古蹟之旅》（基隆：基隆市政府民政局，1989），頁12。
[62] 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頁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