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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電子全文由[[翁佳音]]老師授權[[淡水維基館]]收錄，並同意額外附加超連結及地圖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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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台北古地圖考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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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類別：史籍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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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作者：[[翁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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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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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定價：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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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內容簡介：作者利用荷文文獻或語言的分析，對一張1654年荷蘭古地圖中的部落社址、山川地理、產業建築，作有別他人的考釋。本書的出版希望藉由台灣早期歷史的理解，可以深化、擴大台灣史整體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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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僅採用[[大台北古地圖考釋]]之第四章第43號Sinackse Rivier(公司田溪)作為實驗子頁面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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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台北古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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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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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二八年，西班牙佔領淡水，築「聖道明（Santo Domingo）」角面堡。第二任雞籠守將以沙巴里（Taparri）土番不馴，禁西班牙人到淡水。一六三○年，以耶士基佛（J. Esquivel）神父之請求，准借船隻與兵員與神父往淡水。抵達淡水後，士兵即逃亡，耶士基佛神父仍在淡水學習當地語言及教化番人。[1]三八年，西人因防禦力不足，毀淡水角面堡，撤離。四一年八月，荷蘭人上尉林哈（Joan van Linga）率三百十七人乘船攻打雞籠城，將對岸的金包里番社（Kimpaulij）燒焚成灰燼。歸途，與淡水的居民締和，置於保護之下。十月，淡水人來大員，向當局獻地。[2]翌年八月攻下雞籠城之後，九月二○日，淡水地區北投、武𠯿灣九個番社前來雞籠獻地歸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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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二八年，西班牙佔領淡水，築「聖道明（Santo Domingo）」角面堡。第二任雞籠守將以沙巴里（Taparri）土番不馴，禁西班牙人到淡水。一六三○年，以耶士基佛（J. Esquivel）神父之請求，准借船隻與兵員與神父往淡水。抵達淡水後，士兵即逃亡，耶士基佛神父仍在淡水學習當地語言及教化番人。[1]三八年，西人因防禦力不足，毀淡水角面堡，撤離。四一年八月，荷蘭人上尉林哈（Joan van Linga）率三百十七人乘船攻打雞籠城，將對岸的金包里番社（Kimpaulij）燒焚成灰燼。歸途，與淡水的居民締和，置於保護之下。十月，淡水人來大員，向當局獻地。[2]翌年八月攻下雞籠城之後，九月二○日，淡水地區北投、武𠯿灣九個番社前來雞籠獻地歸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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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https://www.google.com/maps/d/u/0/edit?mid=1oQ8_BQWjIhnMrvdQB-4gtI8VmjdPFuK4&ll=25.172439914370564%2C121.3731494410971&z=11 Redui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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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https://www.google.com/maps/d/u/0/edit?mid=1oQ8_BQWjIhnMrvdQB-4gtI8VmjdPFuK4&ll=25.198134091095334%2C121.3731494410971&z=11 Sinackse Riv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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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林仔溪；樹林仔溪；公司田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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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大台北古地圖12-41.jpg|300px|thumb|{{image:大台北古地圖12-4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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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號的「Sinackse Rivier：詩林仔溪」，從三十九號、四十號等的考訂結果來看，比定為現在的「<font color=purple>公司田溪</font>」，殆已無庸置疑。我們亦可由這條溪的確定，再度認定林子社（Sinack）位於公司田溪的溪北，即今天的林子，為確實無誤的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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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或許需要解釋一下這條「公司田溪」的地名問題。以前，我曾把「公司田溪」的「公司田」誤解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公司田」[66]。不久之後，我就發現我的看法大有問題，甚至是錯誤的。如果我當時的看法成立，那麼，清代文獻中所說金山與萬里一帶的「公司田橋」，以及今天尚存其名的北投政工幹校附近之「公司埤」，豈不是都可以解釋成荷蘭時代殖民者的開墾遺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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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以前的看法，還牽涉到命名學的問題：在荷蘭時代，臺灣的漢人會用近代後期的語彙「公司」來稱呼荷蘭東印度公司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在十七、八世紀的印尼巴達維亞，當地漢人稱荷蘭東印度公司為「公班衙」。在臺灣，只知稱東印度公司的「長官」為「王」，公司的土地為「王田」。而當時荷蘭文獻中頻頻出現的「Congsia」，才是真正與舊地名中的「公司」有關。這個「公司」一詞，卻是傳統的漢人社會制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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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公司田」、「王田」等詞，又衍生一個重大的臺灣土地所有權史問題：荷蘭時代所開墾的土地，所有權全都在荷蘭殖民者的手上嗎？難道當時從事土地經營與開墾者──不管是原住民或漢人──所擁有的只是無法繼承與轉售的佃耕權？若然，為何一六六一年四月，大員城中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政權猶存之際，鄭成功即因缺糧而實行「屯田」，但仍在諭令中，三申五令文武各官「不准混侵土民及百姓現耕物業」？假如土地所有權都是荷蘭公司的，鄭成功只消接手過來即可，何須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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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小地圖，一個小地名，竟然可以告訴我們這麼多為研究者所忽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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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村孝志，〈台灣におけるエスパニヤ人の教化事業〉，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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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村上直次郎譯注，《バタブイア城日誌2》，頁148-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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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ZII, p.2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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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村孝志原本直接音譯，後來改成「海山川」，見：同氏演講，〈十七世紀中葉的淡水、基隆、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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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翁佳音，〈舊地名考證與歷史研究〉，頁108-109。按，正文所引的第一個理由，於此再補充說明一下。荷蘭語的「G」之發音，與英語不一樣，它被發成類似「赫」的喉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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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洪敏麟，頁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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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蔣毓英等修，《臺灣府志》（上），頁4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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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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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清代的熟番屯丁冊，係選拔熟番壯丁服役、助官作戰等，官方則賜予田土口糧為酬，並編訂名冊，以為校核之用。因此，各社屯丁的多寡，與該社的戶口數並無必然關聯。我們可看到，荷蘭番社戶口表中，戶口數多的社，如臺南方面的新港社等，到清代的屯丁冊中不一定相對選出同等比例的屯丁數。此中因素值得探討，但若不瞭解這個歷史背景，以社的屯丁數來推論該社是否人口衰微而合併，是相當危險的事。至少，就今天淡水一帶而言，荷蘭戶口表有一定的數目（而且還是不全的！），為何到了清代人數變成那麼少？番人生殖率低、死亡率高的解釋，是否在暗示漢人帶進高度農業文明「開發」後更嚴重？或者是漢人比歐洲殖民者更易屠殺原住民？「被迫遷徙」的解釋，又不追究到底遷徙何處等等，會有一大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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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因此，有研究者將「Toetona」比定為「大屯」、「圭北屯」，見：王國璠主修，《臺北市發展史》（一），頁909-910。該文為老友溫振華教授執筆，我贊成他的部份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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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VOC1207, fol.532v.（1654年）; VOC1213, fol. 545v.（1655年）；中村孝志，〈蘭人時代の蕃社戶口表〉，《南方土俗》4 (3)，頁189（1655年）。又，一六五四年戶口表的「Toetona」一處，原檔已破損，無法看清全字的拼音字母。鑑於這兩年度的戶口表社名拼音亦小有差異處，我不排除「Toetona」有可能拼成「Toet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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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所說的「用帶有歷史想像力的考證」，是有別於一般的文學想像或邏輯推測。這種考證，雖無直接史料可資證明，卻以其他「歷史事實」的基礎而推論。例如，經過研究，荷蘭資料中的地名，並非完全是原住民語，荷蘭人在不少地方是依賴漢人通事的發音來記載地點名稱，如Tamsuy = 淡水；Hmkangboy  = 茅港尾等等。此外，淡水鎮一帶的地名中，有相對於原八里坌的「大八里坌仔（Töa-bat-li-pun-a）」，有相對於北投的「北投仔」，有「庄仔」等等。又，Toetona的「oe」不一定全唸成「u:」，有時也唸成「o:」。就是有這些歷史事實的基礎，我們才敢如此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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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squivel, 1632, fol.313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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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VOC1264, fol.178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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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第四冊的《臺灣日記》才又出現「Rappan」的社名，參見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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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DZII, p.107, 109; 並參見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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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DZII, p.119,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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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中村孝志，〈蘭人時代の蕃社戶口表〉，《南方土俗》4（3），頁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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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squivel, 1632, fol.309v; 1633, fol.32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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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DZII, pp.109-110, 257. 引文中，我把有關北投的拼音均列上，一方面藉此以證明北投社的另一名稱──因頭目名相同；另一方面也在說明荷蘭人對原住民的社名與人名的拼音，前後仍為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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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北投社」的社名，一般均謂起源於平埔族語的「patauw，意即巫女」，即以前有巫女住在這裡而有這個地名的稱呼，見：伊能嘉矩，《平埔族調查旅行》，頁165；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頁104。老實說，我對這種說法相當懷疑。伊能氏謂「平埔語Paktao是替病人祈禱的巫女」，就如同他說「八芝蘭」與布農族語的溫泉有關一樣，無法令人相信。至於安倍氏主要是研究南部原住民的語言，他如何知道北部的馬賽語有這個詞彙？更何況在當時現存的馬賽語，也找不到這樣的單字，見：土田滋，Linguistic Materials of The Formosan Sinicized Populations I: Siraya and Basai, (Tokyo,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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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薛化元、翁佳音總纂，《萬里鄉志》（臺北：萬里鄉公所，1997），頁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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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薛化元、翁佳音總纂，同上書，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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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耶士基佛神父一六三二年的報告有云：「金包里的土番與沙巴里相同，那些金包里人全都是沙巴里人」，見：Esquivel, 1632, fol.308v. 我之所以特別舉這條資料，重點在於不贊成伊能嘉矩所「調查」而主張的：北部的凱達格蘭（即馬賽族）族，是以三貂角為原據點而再四處分佈。伊能的這個主張來源，是依據和平島「龜霧社」原住民的筆談報導。但就如本書第五章所證明的，伊能等人都誤解「大雞籠社」的位置，才會有如此的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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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squivel, 1632, fol.313r, 31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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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Esquivel, 1633, fol.321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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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135、139。又，這個「通事李滄」，我不認為一定是漢族出身，因為在荷蘭時代，淡水的番通事相當有名，並見本書第八章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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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Fernández, One Hundred,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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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一般書上所轉載之圖甚為模糊，清楚之圖，可見：Kees Zandvliet、江樹生，《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上），頁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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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squivel, 1632, fol.313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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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Álvarez, Formosa, tomo 2, p.83; 村上直次郎，〈基隆の紅毛城址〉，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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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 Blair & J. Robertson eds., Philippines Islands, vol.35, p.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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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DZII, p.43,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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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李乾朗，《淡水紅毛城》，頁32-33，推測紅毛城以前曾有「一金字塔狀的尖形屋頂」，實誤。現在的紅毛城內展覽圖片，亦繪成尖形塔，我們希望能更正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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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DZIII, p.347-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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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DZIV, VOC1218, fol.225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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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此條資料，承蒙中研院臺史所的許淑真小姐（淡水人）提供意見，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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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VOC1264, fol.181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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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吳桭臣，〈閩遊偶記〉，約於康熙五二年（一七一三年）來臺，收於《臺灣輿地彙鈔》（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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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村上直次郎譯註，《バタブイア城日誌2》，頁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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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VOC1160, fol.237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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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DZIII, 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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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VOC1176, fol.742v-743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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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DZIV, VOC1218, fol.160r-16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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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VOC1207, fol.53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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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DZII, p.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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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見溫振華，〈清朝小雞籠社初探〉一文所收契字，頁20、2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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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除了地點、方位一致外，我推測「Senaer」、「Sinack」、「Chinaer」，就是後來「林子（Nâ-á）」的地名起源。容我再大膽推測：「Senaer」一語，似與「Tamsui（淡水）」一樣，語源應該不是原住民語，而是漢語的「樹林（Chhiü-n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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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中村孝志，〈台灣におけるエスパニヤ人の教化事業〉，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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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陳國棟，〈西班牙及荷蘭時代的淡水〉（上），《臺灣人文》第三期（臺南，1981），頁35；王國璠主修，《臺北市發展史》（一），頁908。又，上文中提到的現在地點距離，亦承蒙淡水出身的陳國棟博士向我再確定，在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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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村上直次郎譯註，《バタブイア城日誌1》，頁349。一西里（Legua）約為 5.1-5.572公里，則一西里半就將近八公里了。我懷疑村上博士可能將英譯的「half a league」譯錯，可惜我一下子找不到Blair & Robertson編譯《菲律賓群島誌》所收的Concepción譯文，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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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大國督，《臺灣カトリツク小史》（臺北：杉田書店，1941），頁79；方豪，《臺灣早期史綱》（臺北：臺灣學生書店，1994），頁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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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E. Blair & J. Robertson eds., Philippines Islands, vol. 32, p.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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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Esquivel, 1632, fol.308r-308v; 1633, fol.32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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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DZIV, VOC1228, fol.60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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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VOC1264, fol.181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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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DZI, p.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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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DZII, p.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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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VOC1160, fol. 249v. 原文為「ten huijse van Sacko Chinas steen ba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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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中村孝志，〈台灣におけるエスパニヤ人の教化事業〉，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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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大國督，《臺灣カトリツク小史》，頁88-90；Álvarez, p.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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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Álvarez, pp.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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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J. de Hullu, Dagh-register gehouden int Casteel Batavia, Anno 1644-1645, p.128; 村上直次郎譯註，2，頁281；郭輝譯，《巴達維亞城日記》（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0），頁414-415。上引資料，係採用中譯文。我說《巴城日記》摘錄讓人不知所以然，是指巴城方面的人將臺灣送去的資料中「西班牙據雞籠後的第四年」，抄成「四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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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DZII, p.258; 筆者的中譯，見：黃美英主編，《凱達格蘭族書目彙編》，頁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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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原住民的口供交待了西班牙文獻所未記之事，但口供卻記錯年代。口供謂「領有雞籠後的第四年」，應為「第七年」之誤；口供又謂「十至十二年前」，亦誤，應為「八年前」。關於課稅資料，參見：村上直次郎譯註，《バタブイア城日誌1》，頁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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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翁佳音，〈舊地名考證與歷史研究〉，頁102-103。
  
 
==上述內容取自==
 
==上述內容取自==
 
*[[大台北古地圖考釋/第四章]]
 
*[[大台北古地圖考釋/第四章]]

於 2020年8月1日 (六) 13:19 的最新修訂

實驗用測試業面[編輯]

簡介[編輯]

  • 大台北古地圖考釋
  • 書籍類別：史籍類
  • 書籍作者：翁佳音
  • 年　　份：1998年
  • 書籍定價：200元
  • 書籍內容簡介：作者利用荷文文獻或語言的分析，對一張1654年荷蘭古地圖中的部落社址、山川地理、產業建築，作有別他人的考釋。本書的出版希望藉由台灣早期歷史的理解，可以深化、擴大台灣史整體的認識。


大台北古地圖[編輯]

大台北古地圖.jpg

前言[編輯]

　一六二八年，西班牙佔領淡水，築「聖道明（Santo Domingo）」角面堡。第二任雞籠守將以沙巴里（Taparri）土番不馴，禁西班牙人到淡水。一六三○年，以耶士基佛（J. Esquivel）神父之請求，准借船隻與兵員與神父往淡水。抵達淡水後，士兵即逃亡，耶士基佛神父仍在淡水學習當地語言及教化番人。[1]三八年，西人因防禦力不足，毀淡水角面堡，撤離。四一年八月，荷蘭人上尉林哈（Joan van Linga）率三百十七人乘船攻打雞籠城，將對岸的金包里番社（Kimpaulij）燒焚成灰燼。歸途，與淡水的居民締和，置於保護之下。十月，淡水人來大員，向當局獻地。[2]翌年八月攻下雞籠城之後，九月二○日，淡水地區北投、武𠯿灣九個番社前來雞籠獻地歸順。

43.Sinackse Rivier[編輯]

詩林仔溪；樹林仔溪；公司田溪

Alt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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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號的「Sinackse Rivier：詩林仔溪」，從三十九號、四十號等的考訂結果來看，比定為現在的「公司田溪」，殆已無庸置疑。我們亦可由這條溪的確定，再度認定林子社（Sinack）位於公司田溪的溪北，即今天的林子，為確實無誤的比定。

這裡或許需要解釋一下這條「公司田溪」的地名問題。以前，我曾把「公司田溪」的「公司田」誤解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公司田」[66]。不久之後，我就發現我的看法大有問題，甚至是錯誤的。如果我當時的看法成立，那麼，清代文獻中所說金山與萬里一帶的「公司田橋」，以及今天尚存其名的北投政工幹校附近之「公司埤」，豈不是都可以解釋成荷蘭時代殖民者的開墾遺留？

而且，我以前的看法，還牽涉到命名學的問題：在荷蘭時代，臺灣的漢人會用近代後期的語彙「公司」來稱呼荷蘭東印度公司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在十七、八世紀的印尼巴達維亞，當地漢人稱荷蘭東印度公司為「公班衙」。在臺灣，只知稱東印度公司的「長官」為「王」，公司的土地為「王田」。而當時荷蘭文獻中頻頻出現的「Congsia」，才是真正與舊地名中的「公司」有關。這個「公司」一詞，卻是傳統的漢人社會制度之一。

不僅如此，「公司田」、「王田」等詞，又衍生一個重大的臺灣土地所有權史問題：荷蘭時代所開墾的土地，所有權全都在荷蘭殖民者的手上嗎？難道當時從事土地經營與開墾者──不管是原住民或漢人──所擁有的只是無法繼承與轉售的佃耕權？若然，為何一六六一年四月，大員城中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政權猶存之際，鄭成功即因缺糧而實行「屯田」，但仍在諭令中，三申五令文武各官「不准混侵土民及百姓現耕物業」？假如土地所有權都是荷蘭公司的，鄭成功只消接手過來即可，何須贅言？

一張小地圖，一個小地名，竟然可以告訴我們這麼多為研究者所忽略的事。

[1] 中村孝志，〈台灣におけるエスパニヤ人の教化事業〉，頁36。

[2] 村上直次郎譯注，《バタブイア城日誌2》，頁148-151。

[3] DZII, p.21, 23.

[4] 中村孝志原本直接音譯，後來改成「海山川」，見：同氏演講，〈十七世紀中葉的淡水、基隆、臺北〉。

[5] 翁佳音，〈舊地名考證與歷史研究〉，頁108-109。按，正文所引的第一個理由，於此再補充說明一下。荷蘭語的「G」之發音，與英語不一樣，它被發成類似「赫」的喉音。

[6] 洪敏麟，頁312。

[7] 蔣毓英等修，《臺灣府志》（上），頁40、114。

[8]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7。

[9] 清代的熟番屯丁冊，係選拔熟番壯丁服役、助官作戰等，官方則賜予田土口糧為酬，並編訂名冊，以為校核之用。因此，各社屯丁的多寡，與該社的戶口數並無必然關聯。我們可看到，荷蘭番社戶口表中，戶口數多的社，如臺南方面的新港社等，到清代的屯丁冊中不一定相對選出同等比例的屯丁數。此中因素值得探討，但若不瞭解這個歷史背景，以社的屯丁數來推論該社是否人口衰微而合併，是相當危險的事。至少，就今天淡水一帶而言，荷蘭戶口表有一定的數目（而且還是不全的！），為何到了清代人數變成那麼少？番人生殖率低、死亡率高的解釋，是否在暗示漢人帶進高度農業文明「開發」後更嚴重？或者是漢人比歐洲殖民者更易屠殺原住民？「被迫遷徙」的解釋，又不追究到底遷徙何處等等，會有一大堆問題。

[10] 因此，有研究者將「Toetona」比定為「大屯」、「圭北屯」，見：王國璠主修，《臺北市發展史》（一），頁909-910。該文為老友溫振華教授執筆，我贊成他的部份比定。

[11] VOC1207, fol.532v.（1654年）; VOC1213, fol. 545v.（1655年）；中村孝志，〈蘭人時代の蕃社戶口表〉，《南方土俗》4 (3)，頁189（1655年）。又，一六五四年戶口表的「Toetona」一處，原檔已破損，無法看清全字的拼音字母。鑑於這兩年度的戶口表社名拼音亦小有差異處，我不排除「Toetona」有可能拼成「Toetuna」。

[12] 我所說的「用帶有歷史想像力的考證」，是有別於一般的文學想像或邏輯推測。這種考證，雖無直接史料可資證明，卻以其他「歷史事實」的基礎而推論。例如，經過研究，荷蘭資料中的地名，並非完全是原住民語，荷蘭人在不少地方是依賴漢人通事的發音來記載地點名稱，如Tamsuy = 淡水；Hmkangboy = 茅港尾等等。此外，淡水鎮一帶的地名中，有相對於原八里坌的「大八里坌仔（Töa-bat-li-pun-a）」，有相對於北投的「北投仔」，有「庄仔」等等。又，Toetona的「oe」不一定全唸成「u:」，有時也唸成「o:」。就是有這些歷史事實的基礎，我們才敢如此推定。

[13] Esquivel, 1632, fol.313v.

[14] VOC1264, fol.178v.

[15] 第四冊的《臺灣日記》才又出現「Rappan」的社名，參見第七章。

[16] DZII, p.107, 109; 並參見第三章。

[17] DZII, p.119, 256.

[18] 中村孝志，〈蘭人時代の蕃社戶口表〉，《南方土俗》4（3），頁183。

[19] Esquivel, 1632, fol.309v; 1633, fol.320v.

[20] DZII, pp.109-110, 257. 引文中，我把有關北投的拼音均列上，一方面藉此以證明北投社的另一名稱──因頭目名相同；另一方面也在說明荷蘭人對原住民的社名與人名的拼音，前後仍為統一。

[21] 「北投社」的社名，一般均謂起源於平埔族語的「patauw，意即巫女」，即以前有巫女住在這裡而有這個地名的稱呼，見：伊能嘉矩，《平埔族調查旅行》，頁165；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頁104。老實說，我對這種說法相當懷疑。伊能氏謂「平埔語Paktao是替病人祈禱的巫女」，就如同他說「八芝蘭」與布農族語的溫泉有關一樣，無法令人相信。至於安倍氏主要是研究南部原住民的語言，他如何知道北部的馬賽語有這個詞彙？更何況在當時現存的馬賽語，也找不到這樣的單字，見：土田滋，Linguistic Materials of The Formosan Sinicized Populations I: Siraya and Basai, (Tokyo, 1991).

[22] 薛化元、翁佳音總纂，《萬里鄉志》（臺北：萬里鄉公所，1997），頁25-28。

[23] 薛化元、翁佳音總纂，同上書，頁30。

[24] 耶士基佛神父一六三二年的報告有云：「金包里的土番與沙巴里相同，那些金包里人全都是沙巴里人」，見：Esquivel, 1632, fol.308v. 我之所以特別舉這條資料，重點在於不贊成伊能嘉矩所「調查」而主張的：北部的凱達格蘭（即馬賽族）族，是以三貂角為原據點而再四處分佈。伊能的這個主張來源，是依據和平島「龜霧社」原住民的筆談報導。但就如本書第五章所證明的，伊能等人都誤解「大雞籠社」的位置，才會有如此的推論。

[25] Esquivel, 1632, fol.313r, 314r.

[26] Esquivel, 1633, fol.321v.

[27]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135、139。又，這個「通事李滄」，我不認為一定是漢族出身，因為在荷蘭時代，淡水的番通事相當有名，並見本書第八章的結論。

[28] Fernández, One Hundred, p.3.

[29] 一般書上所轉載之圖甚為模糊，清楚之圖，可見：Kees Zandvliet、江樹生，《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上），頁26-27。

[30] Esquivel, 1632, fol.313v.

[31] Álvarez, Formosa, tomo 2, p.83; 村上直次郎，〈基隆の紅毛城址〉，頁15。

[32] E. Blair & J. Robertson eds., Philippines Islands, vol.35, p.148.

[33] DZII, p.43, 94.

[34] 李乾朗，《淡水紅毛城》，頁32-33，推測紅毛城以前曾有「一金字塔狀的尖形屋頂」，實誤。現在的紅毛城內展覽圖片，亦繪成尖形塔，我們希望能更正最佳。

[35] DZIII, p.347-348.

[36] DZIV, VOC1218, fol.225r.

[37] 此條資料，承蒙中研院臺史所的許淑真小姐（淡水人）提供意見，特此致謝。

[38] VOC1264, fol.181v.

[39] 吳桭臣，〈閩遊偶記〉，約於康熙五二年（一七一三年）來臺，收於《臺灣輿地彙鈔》（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頁18。

[40] 村上直次郎譯註，《バタブイア城日誌2》，頁284。

[41] VOC1160, fol.237v.

[42] DZIII, p.48.

[43] VOC1176, fol.742v-743r.

[44] DZIV, VOC1218, fol.160r-160v.

[45] VOC1207, fol.532v.

[46] DZII, p.97.

[47] 見溫振華，〈清朝小雞籠社初探〉一文所收契字，頁20、21等。

[48] 除了地點、方位一致外，我推測「Senaer」、「Sinack」、「Chinaer」，就是後來「林子（Nâ-á）」的地名起源。容我再大膽推測：「Senaer」一語，似與「Tamsui（淡水）」一樣，語源應該不是原住民語，而是漢語的「樹林（Chhiü-nâ）」。

[49] 中村孝志，〈台灣におけるエスパニヤ人の教化事業〉，頁56。

[50] 陳國棟，〈西班牙及荷蘭時代的淡水〉（上），《臺灣人文》第三期（臺南，1981），頁35；王國璠主修，《臺北市發展史》（一），頁908。又，上文中提到的現在地點距離，亦承蒙淡水出身的陳國棟博士向我再確定，在此一併致謝。

[51] 村上直次郎譯註，《バタブイア城日誌1》，頁349。一西里（Legua）約為 5.1-5.572公里，則一西里半就將近八公里了。我懷疑村上博士可能將英譯的「half a league」譯錯，可惜我一下子找不到Blair & Robertson編譯《菲律賓群島誌》所收的Concepción譯文，待考。

[52] 大國督，《臺灣カトリツク小史》（臺北：杉田書店，1941），頁79；方豪，《臺灣早期史綱》（臺北：臺灣學生書店，1994），頁212。

[53] E. Blair & J. Robertson eds., Philippines Islands, vol. 32, p.173.

[54] Esquivel, 1632, fol.308r-308v; 1633, fol.320v.

[55] DZIV, VOC1228, fol.604r.

[56] VOC1264, fol.181v.

[57] DZI, p.238.

[58] DZII, p.132.

[59] VOC1160, fol. 249v. 原文為「ten huijse van Sacko Chinas steen backer」。

[60] 中村孝志，〈台灣におけるエスパニヤ人の教化事業〉，頁36。

[61] 大國督，《臺灣カトリツク小史》，頁88-90；Álvarez, p.64-65.

[62] Álvarez, pp.49-50.

[63] J. de Hullu, Dagh-register gehouden int Casteel Batavia, Anno 1644-1645, p.128; 村上直次郎譯註，2，頁281；郭輝譯，《巴達維亞城日記》（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0），頁414-415。上引資料，係採用中譯文。我說《巴城日記》摘錄讓人不知所以然，是指巴城方面的人將臺灣送去的資料中「西班牙據雞籠後的第四年」，抄成「四年前」。

[64] DZII, p.258; 筆者的中譯，見：黃美英主編，《凱達格蘭族書目彙編》，頁114。

[65] 原住民的口供交待了西班牙文獻所未記之事，但口供卻記錯年代。口供謂「領有雞籠後的第四年」，應為「第七年」之誤；口供又謂「十至十二年前」，亦誤，應為「八年前」。關於課稅資料，參見：村上直次郎譯註，《バタブイア城日誌1》，頁279。

[66] 翁佳音，〈舊地名考證與歷史研究〉，頁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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