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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近代初期北部臺灣史研究的再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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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區區一張古地圖，居然可以寫成一本十萬字左右之書，來討論圖上的文字、符號，以及相關的歷史。或許有人會懷疑，本書採取類似訓詁的老式寫法，逐條詳加考釋，各條多者數千餘字，少者百字；所牽涉之問題又廣泛駁雜，缺乏章節架構與Theme，如此是否可稱為學術性的專題論文（Monograph）？另一方面，考訂文字充斥、缺少敘述與故事性文體的本書，對一般鄉土史愛好者來說，可能是望之卻步或難以卒讀的作品。那麼，這樣的研究書籍，對學院內外的臺灣史研究有無意義，有無貢獻？

在本書即將結束之際，我就針對上述相關問題做總結的回答。事實上，我與一般歷史研究者一樣，相當鍾情於「學術性」的歷史解釋與理論建構。然而，不少人應該都會有這樣的經驗：就是越深入、越長期研究，往往會發現所依據的既存「歷史敘述」或「歷史事實」問題叢生，因而迫使我們不得不暫置專題研究，重新檢閱史料，甚至回過頭來反省目前臺灣史的研究，是否存在研究者所忽略的關鍵問題。引用錯誤因襲的歷史「事實」或「敘述」，所建構出來的理論與解釋，畢竟是根基脆弱的建築。

本書的前言，便舉出一些臺灣近代初期史中，有關名詞翻譯、番社比定與文獻轉抄等，影響到歷史解釋與建構的關鍵例子。我因此而回頭強調外文檔案、文獻翻譯的本土化、漢籍文獻的再考訂，以及不分統治朝代的長期綜合研究，是必須馬上面對的課題。而且，這些紙上作業，未必就是安樂椅、冷氣房的舒適工作。研究者反省「歷史研究的歷史（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並提出因應之道，本身就有學術史的意義。

第一至第六章中，我以上述的研究意識，深入運用一般研究者大部份使用過的中外文獻，逐號解讀、考訂與復原古圖上的六十一條地名：結果，每一條都有一或一個以上的訂正或「新發現」。我相信，這些成果對鄉土史研究者而言，肯定是有新的貢獻。進而，如果把散佈各條的訂正或新發現稍加彙整，則對當前臺灣近代初期史，特別是北部臺灣的整體歷史解釋，似會造成相當程度的搖撼。底下，我分成三方面來做總結。

 

一、發現與修正北臺的早期歷史

（一）在完成冗長的豆飣考證後，老實說，我個人難掩「研究 = 發現」的一絲喜悅，也多少體會到「破案」的快樂。歷史研究者除了以臧否歷史人物、事件，乃至是以理論、解釋為研究主旨外，原來也可以像自然科學家那樣，在實驗室（= 文獻資料）中發現新東西。當然，本書所謂的新發現，說成「發現」，難免有歷史研究者自誇之嫌。事實與史料本來就存在，只是史家視而不見。所以，應該說是既存的史料，透過我的媒介而再現事實於世。

本書所再呈現的早期北臺歷史事實中，有向來為學者所存疑甚至是否定的民間傳說，諸如：荷蘭人曾在臺北平原劍潭一帶活動、松山地區在明鄭時代前後已有漢人前來開墾；基隆和平島的福州街，以及基隆市的荷蘭砲臺（即白米甕砲臺，其實是西班牙人所築）等等。本書除發現西班牙人在基隆、淡水所興築的五座城砦及防禦工事的名稱與地點外，更確定西、荷文獻中頻繁出現的金包里（Quimaury）番社與漢人市區，其地點不是在基隆市的大沙灣與八尺門，而是在基隆市最老的市區，即仁愛區之內。

這些歷史事實的再出土，尤其是臺北市劍潭與松山區，在西、荷以及明鄭時期已經有外來民族到當地活動與開墾的事實，使目前有關臺北平原開發的¡論述出現嚴重問題（並見下文）。連帶的，我們甚至發現所謂「清康熙臺北大湖」的「歷史事實」，竟然是誤讀文獻的天方奇譚。我們亦發現：清初陳賴章墾號開墾「大加臘」一地，原來有特定的範圍，卻被研究者一誤再誤，誤為泛指大部份的臺北平原，許多奇怪的歷史解釋竟因此而滋生。

（二）其次，本書不管在正文或註解中，都修正了不少有關北臺歷史的錯誤之處，有興趣的研究者可以逐條細讀。這裡，我只列舉關於大臺北番社地點的比定修正部份：
<table border="1">
<tr>
<td>荷  蘭  名</td>
<td>漢  名</td>
<td>一般考訂</td>
<td>修  正</td>
</tr>
<tr>
<td>Kipanas</td>
<td>峰仔峙社</td>
<td>汐止鎮基隆河南岸，後遷至北岸鄉長厝</td>
<td>原住鄉長厝</td>
</tr>
<tr>
<td>Cattayo</td>
<td>搭搭攸社</td>
<td>原社位於基隆河南岸，遷移至北岸內湖</td>
<td>原住內湖</td>
</tr>
<tr>
<td>Kimassauw</td>
<td>麻少翁社</td>
<td>原住士林社仔附近，後移住三角埔</td>
<td>三角埔至社仔一帶</td>
</tr>
<tr>
<td>Litsouck</td>
<td>里族社</td>
<td>松山區舊里族，後遷居新里族</td>
<td>原居新里族（？）</td>
</tr>
<tr>
<td>Pinnonouan</td>
<td>武𠯿灣社</td>
<td>原住新莊，後遷板橋</td>
<td>原來就住在板橋</td>
</tr>
<tr>
<td>Ruijryck</td>
<td>雷里社</td>
<td>雙園東園加蚋仔，後遷永和秀朗</td>
<td>應未遷徙</td>
</tr>
<tr>
<td>Chiron</td>
<td>秀朗社</td>
<td>原住新店</td>
<td>原來就住在永和秀朗</td>
</tr>
<tr>
<td>Ribats</td>
<td>里末社</td>
<td>艋舺附近</td>
<td>位於今板橋市內</td>
</tr>
<tr>
<td>Quiware</td>
<td>瓦烈社</td>
<td>土城鄉，或三峽鎮挖仔</td>
<td>位於今新莊市內</td>
</tr>
<tr>
<td>Touckenan</td>
<td>奇獨龜崙社（大屯山）</td>
<td>-</td>
<td>淡水竹圍及其附近</td>
</tr>
<tr>
<td>Sinack</td>
<td>林子社</td>
<td>淡水鎮長庚里（庄仔內）</td>
<td>淡水林子</td>
</tr>
<tr>
<td>Kaggilach</td>
<td>小雞籠社</td>
<td>雞柔、圭柔，淡水街圭柔山</td>
<td>分佈淡水、三芝</td>
</tr>
<tr>
<td>Quimoury</td>
<td>金包里社</td>
<td>均誤作臺北縣的金山鄉</td>
<td>基隆市仁愛區</td>
</tr>
</table>
那麼，上舉的瑣碎修正，對北臺的歷史研究到底有無影響？當然有。因為迄今為止，大家在敘述或研究被漢化的原住民，即所謂「平埔族」時，幾乎是一面倒地強調原住民被壓迫而遷離舊社之事。我們當然不否認漢人來臺墾殖後，部份原住民因田園被佔而遷徙的現象，這種情形，就如部份漢人亦有因失去田土而另徙他地謀生一樣。我們納悶的是：一般學者所提出的北臺原住民遷徙後之新地點，經本書所證，卻往往是十七世紀漢人未大舉入侵前的原社舊址。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歸根究底，「平埔族」原住民被迫遷徙之論，主要是由百年前的日本學者伊能嘉矩所奠立。伊能氏同情弱小民族，與千里涉險調查之壯舉，固然令人深表敬佩，但他當時所處的研究環境並非十分良好，如本書所檢證，其調查不完備或矛盾之處甚多。可惜，伊能氏所犯的錯誤，一直被沿襲至今。若今後研究北臺番漢交涉史者，未進一步解決本書所提出來的「番社大部分未變動」之事實，我不免要戲謔結論：北臺的漢化原住民，其實大部份並非被漢人移民，而是遭到後來研究者的驅趕，在論文紙上漂泊流浪。總之，上述的修訂成果，至少已影響到目前流行的族群關係史論述。

二、歷史的斷裂與連續

前節提到本書已經證明臺北松山區、基隆市的仁愛區老街，以及淡水鎮的油車口，在西班牙、荷蘭，與明鄭時代，多少已發展出小型的漢人聚落或市街。接下來的問題便是：隨著西、荷與明鄭統治者遭驅逐後，前述的漢人居民是否也跟著廢村被迫離開，使北臺的漢人歷史發展宣告中斷二、三十年（約一六八○至一七○○年前後），而得等到清代的十八世紀初期以後，才有漢人重回原地再建聚落與市街？

事實上，這也是歷史研究的老問題，即：歷史的斷裂與連續。就目前所知的北臺歷史之例來看，改朝換代的政治斷裂，彷彿造成北臺社會史重新歸零。因為不只清代官方的紀錄說「偽鄭在臺，民人往來至半線（彰化）而止。自歸版圖後，澹（淡）水等處，亦從無人蹤」[1]，目前的「臺灣開發史」論述，亦多說漢人移民的「開發」，是由南向北漸次發展。要言之，儘管在近代初期史中，北部的淡水、雞籠，與臺南一樣，幾乎是同時起步，卻由於北部臺灣「歷史」的不連續，致使她的發展晚了一大截。

然而，有意思的是，「開發史」論述卻又提到北臺地區在明鄭時代或以前有零星開發的現象，而未進一步交代前後是否有連續的關係。另一方面，荷文史料顯示，儘管西、荷與明鄭政權交互嬗替，雞籠一帶的漢人仍然持續住在那裡[2]。清代方志所載康熙五十一（一七一二）年鳩眾建立關渡馬祖廟的大雞籠通事賴科[3]，另據史料，他在三十四（一六九五）年前後，就已在雞籠、宜蘭與花蓮，甚至臺東活動[4]。日治時代的土地調查亦推定：關渡、嘎嘮別及唭里岸一帶，在一六八五年前後，由林、王等人所開墾，而比他們先到從事耕種的流民，不得不歸於其勢力之下[5]。凡此，則又顯示北臺的歷史，在清代方志記錄之外持續地發展著，北臺歷史並沒有斷裂。

北臺歷史究竟是斷裂或連續？本書在前言一開頭便力主長期性的關連對照，繼之在各章中主張再解讀清代方志。吾人若進一步細讀清代初期的《諸羅縣志》，可發現它關於北臺發展情況的記載主軸，是：康熙二十三至三十五（一六八四─九六）年間，清軍的北路防線僅至半線、牛罵而止，「其時崩山、後杄、中港、竹塹、南崁各港，商賈舟楫未通」。四十三（一七○四）年，諸羅設治，「是時，流移開墾之眾，已漸過斗六門以北矣」。五○（一七一一）年，調佳里興分防千總移駐淡水，「即淡水一汛於今五年（引者按：約在一七一六年左右），視向者初戌之日，亦大有間矣」。據此，可見方志是站在政治、軍事防衛的觀點所記[6]，強調與誇張軍隊防戌與設置行政據點，會造成「荒無人煙」的邊疆地區繁榮起來，而不論當地是否真的荒無人煙。

綜上所論，復加上本書研究跡象所示，今後北臺的研究，必須加強連續一面的考察。本節結束之際，我再舉兩例，以證臺灣歷史的連續性一直存在，而為研究者忽視的事實。

（一）大臺北古地圖的重點之一，在於表現交通要道。本圖所表現的三條要道，其實就是清康熙五十六（一七一七）年左右，福建巡撫陳璸「淡水各社紀程」所記的從淡水港口往各地的三交通幹線，即：一，淡水港水路 = 新店溪、大漢溪；二，北港水路 = 基隆河線；三，跳石 = 東北海岸線。此外，清初郁永河的由臺南走陸路到臺北採硫所走的路線，其實在荷蘭文獻中，已經有這條南北陸路的里程資料[7]。路，是長期連續走出來的。

（二）有關南投竹山的林冀埔與水沙連一帶，目前的史料云：相傳有明鄭兵將林冀在此開墾。入清之際（康熙二十三年），鄭氏餘黨陳辛竄入水沙連，結三十六社番眾倡亂；方志又謂：「水沙連內山三十八社，控弦數千；康熙二十四年秋，土官奉調入郡，一去而不可問」[8]。據此，似乎南投山區一帶是明鄭時代才有漢人入殖，原住民亦從當時開始與外界接觸。但荷蘭檔案顯示，明鄭之前已有漢人在水沙連一帶活動[9]。清初的水沙連史事，並非中途迸出。

三、複眼觀點下的北臺近代初期史

本書在考訂地名時，發現北臺的舊地名中，有起源南島語（如「暖暖」、「峰仔峙」等）；西班牙語（如「野柳」、「龜霧」等）；荷蘭語（如「富貴角」），以及福佬語（如「淡水Tamsuy」、「Senar = 樹林」）。北臺地名的多語系起源，實為臺灣其他地區所罕見，這又讓我們不得不再反省另一個現在的研究方向。近年來，學術界試圖擺脫漢人中心史觀，而盡量以原住民的角度重看臺灣史。我不否定這個方向，但想強調「複眼觀點」。

換句話說，舊地名已反映出在近代初期中，北臺除原住民外，外來民族亦頻繁來此活動的事實。漢人自不消說[10]，甚至有日本人、西班牙人與原住民婦女結婚而居留北臺[11]。在這樣的多族群互動下，如單純以原住民或漢人的視野，恐怕看不出當時北臺的國際交流性格。與臺南相較，臺北不是近代初期的統治行政中心，亦非歷史文獻的聚光點。但有意思的是，葡萄牙[12]、西班牙與荷蘭先後到過北臺，這點卻是臺南所無的國際經驗。我們甚至可以說，臺北的國際都市性格，其實胚胎於近代初期。

因此，用國際的複眼觀點來看北臺，將可以解釋何以此地區的原住民殘存外來語語彙，有受菲律賓影響的現象；也可以解釋為何北臺地區散佈著福州人的後代。進而，在研究北臺舊地名時，我們會與臺灣的鄰近地區比較，不再執著於用已成死語的「平埔族語」來牽強附會（死無對證）[13]。又如本書所示，Pantao番社的頭目在當時自稱是西班牙人之子；日治時期，許多番人傳說祖先來自東洋，是日本人的後裔，或來自唐山（中國）的山西（Soansai）[14]。當然，我們不是逕自相信傳說為真，而是想指出，若以國際複眼觀點來看，北臺原住民在近代初期以來，與外界存有微妙關係，值得進一步探討。

最後，容我以一段話作為本書的結束語：傳統史學的小考證，常被譏為見樹不見林，缺乏宏觀。但由本書的實踐，證明小考證卻有大功用，可以見微知大。北臺歷史之大，之五彩繽紛，卻往往為主張宏觀者所視而不見。顯然宏觀與微觀之間並非截然對立，但研究步驟上應有先後。我相信，透過本書正文與註解的繁瑣考訂後，往後的大臺北歷史研究應會更紮實、更輕鬆。

 


[1]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32。

[2] 薛化元、翁佳音，《萬里鄉志》，頁44-45。

[3]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281、286、288。

[4] 藍鼎元，《東征集》文叢一二（臺北，1958），頁90-91，言賴科等前往「崇爻八社」招撫；又，郁永河，《裨海紀遊》，頁33，云南部原住民，「以小舟從極南沙馬磯海道送之（賴科）歸」，可見賴科等人已經歷花蓮與臺東。

[5]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灣土地慣行一班》第壹編（臺北，1905），頁5。

[6]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110、113、115-116。他解釋北臺之所以無人煙，係因瘴氣，然而若「得人焉為之經理，則氣有所洩而閉者漸開……屯戌眾多，村落稠密」，顯然是從軍事治理的角度而論。

[7] VOC1176, fol.790.

[8]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121。

[9] 翁佳音，〈布農族與荷蘭人（暫訂題）〉，未刊搞。

[10] 很遺憾的是，去（一九九七）年國中教科書《認識臺灣》爭議事件中，有位師範大學地理系副教授批評教科書的臺灣近代初期史一處，是「膨脹與虛構日本倭人在臺的活動」，「十足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教材」。他與有些未讀歷史者一樣，只知漢（中國）人之事跡，竟認為日本、西班牙人在臺的活動是「於史無據」、「不可據信為信史」！見：王仲孚、王曉波主編，《認識臺灣教科書：參考文件》（臺北：臺灣史研究會，1997），頁9-22。連負責培養教師的教授都有這樣錯誤的史識，實在令人擔憂臺灣史的研究與教育。

[11] 居留北臺三、四十年的日本人喜左衛門，早已為學界知悉，並參見：翁佳音，〈近代初期北部臺灣的商業與原住民〉。西班牙人Domingo Auguilair，據口供，他於一六二五年，即約二十一歲時來雞籠，先為西班牙服務三年，後來就一直成為自由人，並娶了臺灣原住民，未育有子女。見：VOC1140, fol.445r; 因微卷不甚清楚，我勉強抄於此：Domingo de Auguilair van Tascale(?), oudt nae sijn oudt houdt 38 jaere getrouwd met een Formosaen vrouwe, ende aldaer int jaere om anno 25 gecoomen eer het Castel begonnen was ende een vrij persoon. ende in 14 jaren niet in dienst onder coninck geweest. heeft geen kinderen maer......因此，《一般報告》說他在雞籠約住了十七年，無誤，參見：GMII, p.174, 但《報告》卻把人名拼成Agular。中村孝志在他的〈探金事業再論〉一文中誤解成該名西班牙人在雞籠住了約二十五年，見：頁193。又，西班牙人的供詞說他是在一六二五年，即在西班牙佔領雞籠之前一年來臺，如若供詞無誤，亦值得注意。

[12] 如所週知，一五八二年七月一艘搭載300名乘客的葡萄牙船隻，從澳門往日本途中，在臺灣西海岸」遭難，船員與乘客不得不在那裡滯留七十幾天以等待救援。據最近的資料顯示，「西岸」其實為「西北海岸」，他們築營停留之岸邊，為海水進入的溪河，再加上其他敘述，可判斷是淡水河。見：Fernando Mateos, ‘First Jesuits Arriving in Taiwan from the 16th to the 20th Century’, 中原大學等主辦，「台灣基督教研究回顧國際學術研討會」，1998, 5, 28-29. pp.3-7.

[13] 參見：翁佳音，〈近代初期北部臺灣的商業與原住民〉。

[14] 楊南郡譯注，伊能嘉矩著，《平埔族調查旅行》，頁74、93 - 94、104。「唐山」，伊能嘉矩廣義解釋成臺灣人對外國的觀念（頁104），但我比較傾向是指「中國」。尤其是八里坌傳說中的「醜駙馬爺」，若與廣東、福建的類似傳說進行民俗學的比較研究，將非常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