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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用測試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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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電子全文由[[翁佳音]]老師授權[[淡水維基館]]收錄,並同意額外附加超連結及地圖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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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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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台北古地圖考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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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類別:史籍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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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作者:[[翁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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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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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定價: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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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內容簡介:作者利用荷文文獻或語言的分析,對一張1654年荷蘭古地圖中的部落社址、山川地理、產業建築,作有別他人的考釋。本書的出版希望藉由台灣早期歷史的理解,可以深化、擴大台灣史整體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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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僅採用[[大台北古地圖考釋]]之第四章第43號Sinackse Rivier(公司田溪)作為實驗子頁面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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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台北古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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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一六二八年,西班牙佔領淡水,築「聖道明(Santo Domingo)」角面堡。第二任雞籠守將以沙巴里(Taparri)土番不馴,禁西班牙人到淡水。一六三○年,以耶士基佛(J. Esquivel)神父之請求,准借船隻與兵員與神父往淡水。抵達淡水後,士兵即逃亡,耶士基佛神父仍在淡水學習當地語言及教化番人。[1]三八年,西人因防禦力不足,毀淡水角面堡,撤離。四一年八月,荷蘭人上尉林哈(Joan van Linga)率三百十七人乘船攻打雞籠城,將對岸的金包里番社(Kimpaulij)燒焚成灰燼。歸途,與淡水的居民締和,置於保護之下。十月,淡水人來大員,向當局獻地。[2]翌年八月攻下雞籠城之後,九月二○日,淡水地區北投、武𠯿灣九個番社前來雞籠獻地歸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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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二八年,西班牙佔領淡水,築「聖道明(Santo Domingo)」角面堡。第二任雞籠守將以沙巴里(Taparri)土番不馴,禁西班牙人到淡水。一六三○年,以耶士基佛(J. Esquivel)神父之請求,准借船隻與兵員與神父往淡水。抵達淡水後,士兵即逃亡,耶士基佛神父仍在淡水學習當地語言及教化番人。[1]三八年,西人因防禦力不足,毀淡水角面堡,撤離。四一年八月,荷蘭人上尉林哈(Joan van Linga)率三百十七人乘船攻打雞籠城,將對岸的金包里番社(Kimpaulij)燒焚成灰燼。歸途,與淡水的居民締和,置於保護之下。十月,淡水人來大員,向當局獻地。[2]翌年八月攻下雞籠城之後,九月二○日,淡水地區北投、武𠯿灣九個番社前來雞籠獻地歸順。
====38.[https://www.google.com/maps/d/u/0/edit?mid=1oQ8_BQWjIhnMrvdQB-4gtI8VmjdPFuK4&ll=25.172439914370564%2C121.3731494410971&z=11 Reduijt]====
 
  
[[image:大台北古地圖07.jpg|300px|thumb|{{image:大台北古地圖0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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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https://www.google.com/maps/d/u/0/edit?mid=1oQ8_BQWjIhnMrvdQB-4gtI8VmjdPFuK4&ll=25.198134091095334%2C121.3731494410971&z=11 Sinackse Rivier]====
堡壘,即今<font color=purple>淡水紅毛城</font>。
 
  
西班牙人於一六二八年佔領淡水地區之後,就在今淡水紅毛城的附近建造一座城砦,名為St. Domingo。翌年八、九月間,南部的荷蘭人曾派遣一艦隊欲逐北部的西班牙人,但被守將Joan de Alcarazo用計擊退[28]。當時,荷蘭人已繪有雞籠、淡水的情報圖,淡水的圖上有一四角形的城砦,標名為「de Ronduit op Tamsuÿ(淡水城砦)」[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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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林仔溪;樹林仔溪;公司田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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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大台北古地圖12-41.jpg|300px|thumb|{{image:大台北古地圖12-41.jpg}}]]
  
不過,這座城砦的建材,據一六三二年耶士基佛神父的報告,得知係用土塊、竹幹與木材,難以防禦,故建議用磚石改建[30]。一六三六年,淡水城砦遭原住民夜襲而燒毀。翌年,西班牙人改用磚石建造[31]。但大約一年左右之後,即一六三八年,西班牙人以兵力不足等原因,毀淡水城砦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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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號的「Sinackse Rivier:詩林仔溪」,從三十九號、四十號等的考訂結果來看,比定為現在的「<font color=purple>公司田溪</font>」,殆已無庸置疑。我們亦可由這條溪的確定,再度認定林子社(Sinack)位於公司田溪的溪北,即今天的林子,為確實無誤的比定。
  
一六四二年八月,荷蘭人攻下北部後,又在原址上建造城砦[32]。十一月九日,荷蘭人舉行淡水城砦的命名,以當時的第九任巴城總督范‧帝門( Anthony van Diemen)之名,為本城砦命名:安東尼城(Fort Anthonij / Anthonio)。城砦的四個角也分別冠上名稱,即:半月形窗的(南)西角為「帝門(Diemen)」;北東角的「瑪莉亞(Den Burcht Maria)」,與南(東)角的「硫磺角(Swaevelpunt)」,另一鈍角及半月門,則仍舊未命新名[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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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或許需要解釋一下這條「公司田溪」的地名問題。以前,我曾把「公司田溪」的「公司田」誤解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公司田」[66]。不久之後,我就發現我的看法大有問題,甚至是錯誤的。如果我當時的看法成立,那麼,清代文獻中所說金山與萬里一帶的「公司田橋」,以及今天尚存其名的北投政工幹校附近之「公司埤」,豈不是都可以解釋成荷蘭時代殖民者的開墾遺留?
  
給爾得辜報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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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以前的看法,還牽涉到命名學的問題:在荷蘭時代,臺灣的漢人會用近代後期的語彙「公司」來稱呼荷蘭東印度公司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在十七、八世紀的印尼巴達維亞,當地漢人稱荷蘭東印度公司為「公班衙」。在臺灣,只知稱東印度公司的「長官」為「王」,公司的土地為「王田」。而當時荷蘭文獻中頻頻出現的「Congsia」,才是真正與舊地名中的「公司」有關。這個「公司」一詞,卻是傳統的漢人社會制度之一。
  
<font size="4" ><font face="標楷體">城砦相當深邃,矗立於河口適當的位置,係由地上建起四個厚重磚石砌成十字交叉圓拱的建築。地下有兩間地窖,放置儲糧、彈藥等物品。在下層兩個與上層兩個拱頂之間,區隔著四個房間,其間放置著鐵鑄大砲、貨物、現金,以及指揮官、砲手的武器。在入口處,設有哨崗,由此有兩個不相連接的樓梯,拾階而上可通往官員及一般士兵的住房。整座四方形的城砦,共有十二個漂亮的半月型窗戶,以保空氣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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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公司田」、「王田」等詞,又衍生一個重大的臺灣土地所有權史問題:荷蘭時代所開墾的土地,所有權全都在荷蘭殖民者的手上嗎?難道當時從事土地經營與開墾者──不管是原住民或漢人──所擁有的只是無法繼承與轉售的佃耕權?若然,為何一六六一年四月,大員城中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政權猶存之際,鄭成功即因缺糧而實行「屯田」,但仍在諭令中,三申五令文武各官「不准混侵土民及百姓現耕物業」?假如土地所有權都是荷蘭公司的,鄭成功只消接手過來即可,何須贅言?
  
城頂高處的柱狀塔相當寬厚,成八角形,為堅硬木材所造,頂尖包以鉛片,塔頂也緊密覆蓋著瓦片。因此,這座城砦相當堅固,且似所費工本不多。然而,此項工事卻有大缺陷,相當不適合防禦。</font></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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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小地圖,一個小地名,竟然可以告訴我們這麼多為研究者所忽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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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爾得辜報告所描述的紅毛城,是一六五四年五月之前的狀態。因為他在五三年以瀆職被撤換,回大員接受審判,五四年被送回巴達維亞。而當年五月,淡水雞籠的議會決議遵照大員當局之令,要修補淡水城。不過,他們認為如只照大員當局的辦法來整修,無法耐久抵擋強風及地震,因為大樑已經朽壞。他們認為,最好是把八角形的屋頂拿掉[34],改成平台,用四角形石塊和石灰鋪上,而隙縫、龜裂部份,則用亞麻油石灰泥(gallegal)來塗抹,以防漏水[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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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村孝志,〈台灣におけるエスパニヤ人の教化事業〉,頁36。
  
不過,遲至一六五六年五月,從《臺灣日記》中,記載有城砦的柱廊部份已整修完工,並指出屋頂部份因有互相傾裂之危,終究得重新做[36]。可推知到五六年之時,淡水城的八角屋頂仍在。八角屋頂何時拆毀,還須進一步調閱原檔,才有辦法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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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村上直次郎譯注,《バタブイア城日誌2》,頁148-151。
  
關於淡水城砦的緊鄰,給爾得辜的報告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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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ZII, p.21, 23.
  
<font size="4" ><font face="標楷體">城砦的山腳下,有數間竹屋,住著〔原住民番社〕頭人及其他〔對公司〕忠誠的人。病院、打鐵店與公司的庭園,位於漢人市區與前述住家之間。</font></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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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村孝志原本直接音譯,後來改成「海山川」,見:同氏演講,〈十七世紀中葉的淡水、基隆、臺北〉。
  
從本號圖,我們也可以看到紅毛城下,繪有兩三間房子,以及兩間大房子(其中之一應該是病院),最旁邊有一四方形圍著一間類似建築物,應該是打鐵店。此外,城砦的後面繪有一條水道,流經今淡水工商管理學院,似乎是「水碓仔(tsúi-tsui-á)」的舊水路一帶,但今已不見[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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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翁佳音,〈舊地名考證與歷史研究〉,頁108-109。按,正文所引的第一個理由,於此再補充說明一下。荷蘭語的「G」之發音,與英語不一樣,它被發成類似「赫」的喉音。
  
有意思的是,一六六四年荷蘭再據雞籠時,主力置於雞籠島。前後四年之間,南部的明鄭軍隊亦曾派軍北伐,佔領淡水城砦。駐紮軍的統領老爺(Lauwja)就住在前荷蘭指揮官所住的房子,士兵駐紮於城外的茅屋,淡水城砦本身卻用來當粟倉[38]。這種情形與臺南的安平城(Casteel Zeelandia)一樣,「鄭成功率師至此,即就居焉;今為積穀之所」[39]。似乎對漢人來說,城砦不是個適合居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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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洪敏麟,頁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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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蔣毓英等修,《臺灣府志》(上),頁40、114。
  
====39.[https://www.google.com/maps/d/u/0/edit?mid=1oQ8_BQWjIhnMrvdQB-4gtI8VmjdPFuK4&ll=25.198134091095334%2C121.3731494410971&z=11 Cinees quar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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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7。
[[image:大台北古地圖07.jpg|200px|thumb|{{image:大台北古地圖07.jpg}}]]
 
  
漢人住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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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清代的熟番屯丁冊,係選拔熟番壯丁服役、助官作戰等,官方則賜予田土口糧為酬,並編訂名冊,以為校核之用。因此,各社屯丁的多寡,與該社的戶口數並無必然關聯。我們可看到,荷蘭番社戶口表中,戶口數多的社,如臺南方面的新港社等,到清代的屯丁冊中不一定相對選出同等比例的屯丁數。此中因素值得探討,但若不瞭解這個歷史背景,以社的屯丁數來推論該社是否人口衰微而合併,是相當危險的事。至少,就今天淡水一帶而言,荷蘭戶口表有一定的數目(而且還是不全的!),為何到了清代人數變成那麼少?番人生殖率低、死亡率高的解釋,是否在暗示漢人帶進高度農業文明「開發」後更嚴重?或者是漢人比歐洲殖民者更易屠殺原住民?「被迫遷徙」的解釋,又不追究到底遷徙何處等等,會有一大堆問題。
  
圖上繪有三排整齊的房舍,與四○號沙丘之地,隔一條(或圳),並與三十八號的紅毛城隔一條溝(或圳)(見圖4-3)。由此來判斷,荷蘭時代的所謂淡水漢人住區,無疑就是<font color=purple>油車口一帶</font>,。漢人住區後面畫有如細胞狀之圖,與四周繪有長方形格子處不同,這代表已經開墾的農田(有水道灌溉的水田,今天油車口與紅毛城附近,不是有「大埤」的地名麼?!)。另外,特別要注意的是,細胞狀圖上又繪有數間簡陋的房子,應係代表農人耕作休息的草寮,也就是所謂的「田寮」。這個水田地點,無疑就是<font color=purple>大庄埔</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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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因此,有研究者將「Toetona」比定為「大屯」、「圭北屯」,見:王國璠主修,《臺北市發展史》(一),頁909-910。該文為老友溫振華教授執筆,我贊成他的部份比定。
  
漢人來淡水油車口或附近活動,乃至落腳定居之事,比較可靠的文獻記錄是西班牙時代。如三十五號所述,淡水城砦附近已有漢人、日本人。到了荷蘭統治時代的一六四四年左右,荷蘭當局允許漢人前來淡水、雞籠居住,此後人數漸增[40]。進而四六年九月,卡龍長官寄信給淡水的下級商務諾柏(J. Nolpe),提到由於雞籠一帶無法耕種,故同意漢人在淡水種作[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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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VOC1207, fol.532v.(1654年); VOC1213, fol. 545v.(1655年);中村孝志,〈蘭人時代の蕃社戶口表〉,《南方土俗》4 (3),頁189(1655年)。又,一六五四年戶口表的「Toetona」一處,原檔已破損,無法看清全字的拼音字母。鑑於這兩年度的戶口表社名拼音亦小有差異處,我不排除「Toetona」有可能拼成「Toetuna」。
  
《臺灣日記》的一六四八年六月條,載云:淡水區已有七十八名漢人,其中,有些人與當地婦人(即原住民)結婚,並開始從事農耕,這是「因為武𠯿灣(Pimerowan)以及淡水河沿岸的收穫不足供養之故」[42]。由此可見,油車口一帶已經有漢人所開墾的田園與社區。從資料中,我們也可以發現,淡水區的荷蘭人主管常會到漢人社區來活動。一六五○年前後,甚至發生三十五名漢人控告淡水區主管朴洛克厚一(A. Plockhoy)與漢人石東(Siotangh)妻子有奸情之事[43]。一六五六年前後淡水地區原住民反亂中,本區(’t quartier)亦曾遭林子、北投與Pillien(雷裡社?)的番人燒殺,唯災情如何,資料並不詳備[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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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所說的「用帶有歷史想像力的考證」,是有別於一般的文學想像或邏輯推測。這種考證,雖無直接史料可資證明,卻以其他「歷史事實」的基礎而推論。例如,經過研究,荷蘭資料中的地名,並非完全是原住民語,荷蘭人在不少地方是依賴漢人通事的發音來記載地點名稱,如Tamsuy = 淡水;Hmkangboy  = 茅港尾等等。此外,淡水鎮一帶的地名中,有相對於原八里坌的「大八里坌仔(Töa-bat-li-pun-a)」,有相對於北投的「北投仔」,有「庄仔」等等。又,Toetona的「oe」不一定全唸成「u:」,有時也唸成「o:」。就是有這些歷史事實的基礎,我們才敢如此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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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squivel, 1632, fol.313v.
  
====40.[https://www.google.com/maps/d/u/0/edit?mid=1oQ8_BQWjIhnMrvdQB-4gtI8VmjdPFuK4&ll=25.198134091095334%2C121.3731494410971&z=11 Sant Duij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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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VOC1264, fol.178v.
  
沙丘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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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第四冊的《臺灣日記》才又出現「Rappan」的社名,參見第七章。
  
圖上繪有如山之狀的沙丘,無疑就是舊沙崙庄,<font color=purple>即今沙崙里一帶</font>。其隔鄰即為有名的油車口漢人住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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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DZII, p.107, 109; 並參見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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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DZII, p.119,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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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中村孝志,〈蘭人時代の蕃社戶口表〉,《南方土俗》4(3),頁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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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squivel, 1632, fol.309v; 1633, fol.32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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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DZII, pp.109-110, 257. 引文中,我把有關北投的拼音均列上,一方面藉此以證明北投社的另一名稱──因頭目名相同;另一方面也在說明荷蘭人對原住民的社名與人名的拼音,前後仍為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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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北投社」的社名,一般均謂起源於平埔族語的「patauw,意即巫女」,即以前有巫女住在這裡而有這個地名的稱呼,見:伊能嘉矩,《平埔族調查旅行》,頁165;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頁104。老實說,我對這種說法相當懷疑。伊能氏謂「平埔語Paktao是替病人祈禱的巫女」,就如同他說「八芝蘭」與布農族語的溫泉有關一樣,無法令人相信。至於安倍氏主要是研究南部原住民的語言,他如何知道北部的馬賽語有這個詞彙?更何況在當時現存的馬賽語,也找不到這樣的單字,見:土田滋,Linguistic Materials of The Formosan Sinicized Populations I: Siraya and Basai, (Tokyo,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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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薛化元、翁佳音總纂,《萬里鄉志》(臺北:萬里鄉公所,1997),頁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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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薛化元、翁佳音總纂,同上書,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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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耶士基佛神父一六三二年的報告有云:「金包里的土番與沙巴里相同,那些金包里人全都是沙巴里人」,見:Esquivel, 1632, fol.308v. 我之所以特別舉這條資料,重點在於不贊成伊能嘉矩所「調查」而主張的:北部的凱達格蘭(即馬賽族)族,是以三貂角為原據點而再四處分佈。伊能的這個主張來源,是依據和平島「龜霧社」原住民的筆談報導。但就如本書第五章所證明的,伊能等人都誤解「大雞籠社」的位置,才會有如此的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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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squivel, 1632, fol.313r, 31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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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Esquivel, 1633, fol.321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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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135、139。又,這個「通事李滄」,我不認為一定是漢族出身,因為在荷蘭時代,淡水的番通事相當有名,並見本書第八章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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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Fernández, One Hundred,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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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一般書上所轉載之圖甚為模糊,清楚之圖,可見:Kees Zandvliet、江樹生,《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上),頁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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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squivel, 1632, fol.313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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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Álvarez, Formosa, tomo 2, p.83; 村上直次郎,〈基隆の紅毛城址〉,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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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 Blair & J. Robertson eds., Philippines Islands, vol.35, p.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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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DZII, p.43,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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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李乾朗,《淡水紅毛城》,頁32-33,推測紅毛城以前曾有「一金字塔狀的尖形屋頂」,實誤。現在的紅毛城內展覽圖片,亦繪成尖形塔,我們希望能更正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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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DZIII, p.347-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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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DZIV, VOC1218, fol.225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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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此條資料,承蒙中研院臺史所的許淑真小姐(淡水人)提供意見,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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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VOC1264, fol.181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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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吳桭臣,〈閩遊偶記〉,約於康熙五二年(一七一三年)來臺,收於《臺灣輿地彙鈔》(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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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村上直次郎譯註,《バタブイア城日誌2》,頁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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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VOC1160, fol.237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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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DZIII, 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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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VOC1176, fol.742v-743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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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DZIV, VOC1218, fol.160r-16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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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VOC1207, fol.53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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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DZII, p.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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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見溫振華,〈清朝小雞籠社初探〉一文所收契字,頁20、2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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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除了地點、方位一致外,我推測「Senaer」、「Sinack」、「Chinaer」,就是後來「林子(Nâ-á)」的地名起源。容我再大膽推測:「Senaer」一語,似與「Tamsui(淡水)」一樣,語源應該不是原住民語,而是漢語的「樹林(Chhiü-n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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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中村孝志,〈台灣におけるエスパニヤ人の教化事業〉,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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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陳國棟,〈西班牙及荷蘭時代的淡水〉(上),《臺灣人文》第三期(臺南,1981),頁35;王國璠主修,《臺北市發展史》(一),頁908。又,上文中提到的現在地點距離,亦承蒙淡水出身的陳國棟博士向我再確定,在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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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村上直次郎譯註,《バタブイア城日誌1》,頁349。一西里(Legua)約為 5.1-5.572公里,則一西里半就將近八公里了。我懷疑村上博士可能將英譯的「half a league」譯錯,可惜我一下子找不到Blair & Robertson編譯《菲律賓群島誌》所收的Concepción譯文,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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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大國督,《臺灣カトリツク小史》(臺北:杉田書店,1941),頁79;方豪,《臺灣早期史綱》(臺北:臺灣學生書店,1994),頁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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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E. Blair & J. Robertson eds., Philippines Islands, vol. 32, p.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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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Esquivel, 1632, fol.308r-308v; 1633, fol.32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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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DZIV, VOC1228, fol.60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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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VOC1264, fol.181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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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DZI, p.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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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DZII, p.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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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VOC1160, fol. 249v. 原文為「ten huijse van Sacko Chinas steen ba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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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中村孝志,〈台灣におけるエスパニヤ人の教化事業〉,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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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大國督,《臺灣カトリツク小史》,頁88-90;Álvarez, p.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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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Álvarez, pp.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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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J. de Hullu, Dagh-register gehouden int Casteel Batavia, Anno 1644-1645, p.128; 村上直次郎譯註,2,頁281;郭輝譯,《巴達維亞城日記》(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0),頁414-415。上引資料,係採用中譯文。我說《巴城日記》摘錄讓人不知所以然,是指巴城方面的人將臺灣送去的資料中「西班牙據雞籠後的第四年」,抄成「四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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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DZII, p.258; 筆者的中譯,見:黃美英主編,《凱達格蘭族書目彙編》,頁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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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原住民的口供交待了西班牙文獻所未記之事,但口供卻記錯年代。口供謂「領有雞籠後的第四年」,應為「第七年」之誤;口供又謂「十至十二年前」,亦誤,應為「八年前」。關於課稅資料,參見:村上直次郎譯註,《バタブイア城日誌1》,頁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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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翁佳音,〈舊地名考證與歷史研究〉,頁102-103。
  
 
==上述內容取自==
 
==上述內容取自==
 
*[[大台北古地圖考釋/第四章]]
 
*[[大台北古地圖考釋/第四章]]

於 2020年8月1日 (六) 13:28 的最新修訂

實驗用測試業面[編輯]

簡介[編輯]

  • 大台北古地圖考釋
  • 書籍類別:史籍類
  • 書籍作者:翁佳音
  • 年  份:1998年
  • 書籍定價:200元
  • 書籍內容簡介:作者利用荷文文獻或語言的分析,對一張1654年荷蘭古地圖中的部落社址、山川地理、產業建築,作有別他人的考釋。本書的出版希望藉由台灣早期歷史的理解,可以深化、擴大台灣史整體的認識。


大台北古地圖[編輯]

大台北古地圖.jpg

前言[編輯]

 一六二八年,西班牙佔領淡水,築「聖道明(Santo Domingo)」角面堡。第二任雞籠守將以沙巴里(Taparri)土番不馴,禁西班牙人到淡水。一六三○年,以耶士基佛(J. Esquivel)神父之請求,准借船隻與兵員與神父往淡水。抵達淡水後,士兵即逃亡,耶士基佛神父仍在淡水學習當地語言及教化番人。[1]三八年,西人因防禦力不足,毀淡水角面堡,撤離。四一年八月,荷蘭人上尉林哈(Joan van Linga)率三百十七人乘船攻打雞籠城,將對岸的金包里番社(Kimpaulij)燒焚成灰燼。歸途,與淡水的居民締和,置於保護之下。十月,淡水人來大員,向當局獻地。[2]翌年八月攻下雞籠城之後,九月二○日,淡水地區北投、武𠯿灣九個番社前來雞籠獻地歸順。

43.Sinackse Rivier[編輯]

詩林仔溪;樹林仔溪;公司田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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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號的「Sinackse Rivier:詩林仔溪」,從三十九號、四十號等的考訂結果來看,比定為現在的「公司田溪」,殆已無庸置疑。我們亦可由這條溪的確定,再度認定林子社(Sinack)位於公司田溪的溪北,即今天的林子,為確實無誤的比定。

這裡或許需要解釋一下這條「公司田溪」的地名問題。以前,我曾把「公司田溪」的「公司田」誤解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公司田」[66]。不久之後,我就發現我的看法大有問題,甚至是錯誤的。如果我當時的看法成立,那麼,清代文獻中所說金山與萬里一帶的「公司田橋」,以及今天尚存其名的北投政工幹校附近之「公司埤」,豈不是都可以解釋成荷蘭時代殖民者的開墾遺留?

而且,我以前的看法,還牽涉到命名學的問題:在荷蘭時代,臺灣的漢人會用近代後期的語彙「公司」來稱呼荷蘭東印度公司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在十七、八世紀的印尼巴達維亞,當地漢人稱荷蘭東印度公司為「公班衙」。在臺灣,只知稱東印度公司的「長官」為「王」,公司的土地為「王田」。而當時荷蘭文獻中頻頻出現的「Congsia」,才是真正與舊地名中的「公司」有關。這個「公司」一詞,卻是傳統的漢人社會制度之一。

不僅如此,「公司田」、「王田」等詞,又衍生一個重大的臺灣土地所有權史問題:荷蘭時代所開墾的土地,所有權全都在荷蘭殖民者的手上嗎?難道當時從事土地經營與開墾者──不管是原住民或漢人──所擁有的只是無法繼承與轉售的佃耕權?若然,為何一六六一年四月,大員城中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政權猶存之際,鄭成功即因缺糧而實行「屯田」,但仍在諭令中,三申五令文武各官「不准混侵土民及百姓現耕物業」?假如土地所有權都是荷蘭公司的,鄭成功只消接手過來即可,何須贅言?

一張小地圖,一個小地名,竟然可以告訴我們這麼多為研究者所忽略的事。


[1] 中村孝志,〈台灣におけるエスパニヤ人の教化事業〉,頁36。

[2] 村上直次郎譯注,《バタブイア城日誌2》,頁148-151。

[3] DZII, p.21, 23.

[4] 中村孝志原本直接音譯,後來改成「海山川」,見:同氏演講,〈十七世紀中葉的淡水、基隆、臺北〉。

[5] 翁佳音,〈舊地名考證與歷史研究〉,頁108-109。按,正文所引的第一個理由,於此再補充說明一下。荷蘭語的「G」之發音,與英語不一樣,它被發成類似「赫」的喉音。

[6] 洪敏麟,頁312。

[7] 蔣毓英等修,《臺灣府志》(上),頁40、114。

[8]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7。

[9] 清代的熟番屯丁冊,係選拔熟番壯丁服役、助官作戰等,官方則賜予田土口糧為酬,並編訂名冊,以為校核之用。因此,各社屯丁的多寡,與該社的戶口數並無必然關聯。我們可看到,荷蘭番社戶口表中,戶口數多的社,如臺南方面的新港社等,到清代的屯丁冊中不一定相對選出同等比例的屯丁數。此中因素值得探討,但若不瞭解這個歷史背景,以社的屯丁數來推論該社是否人口衰微而合併,是相當危險的事。至少,就今天淡水一帶而言,荷蘭戶口表有一定的數目(而且還是不全的!),為何到了清代人數變成那麼少?番人生殖率低、死亡率高的解釋,是否在暗示漢人帶進高度農業文明「開發」後更嚴重?或者是漢人比歐洲殖民者更易屠殺原住民?「被迫遷徙」的解釋,又不追究到底遷徙何處等等,會有一大堆問題。

[10] 因此,有研究者將「Toetona」比定為「大屯」、「圭北屯」,見:王國璠主修,《臺北市發展史》(一),頁909-910。該文為老友溫振華教授執筆,我贊成他的部份比定。

[11] VOC1207, fol.532v.(1654年); VOC1213, fol. 545v.(1655年);中村孝志,〈蘭人時代の蕃社戶口表〉,《南方土俗》4 (3),頁189(1655年)。又,一六五四年戶口表的「Toetona」一處,原檔已破損,無法看清全字的拼音字母。鑑於這兩年度的戶口表社名拼音亦小有差異處,我不排除「Toetona」有可能拼成「Toetuna」。

[12] 我所說的「用帶有歷史想像力的考證」,是有別於一般的文學想像或邏輯推測。這種考證,雖無直接史料可資證明,卻以其他「歷史事實」的基礎而推論。例如,經過研究,荷蘭資料中的地名,並非完全是原住民語,荷蘭人在不少地方是依賴漢人通事的發音來記載地點名稱,如Tamsuy = 淡水;Hmkangboy = 茅港尾等等。此外,淡水鎮一帶的地名中,有相對於原八里坌的「大八里坌仔(Töa-bat-li-pun-a)」,有相對於北投的「北投仔」,有「庄仔」等等。又,Toetona的「oe」不一定全唸成「u:」,有時也唸成「o:」。就是有這些歷史事實的基礎,我們才敢如此推定。

[13] Esquivel, 1632, fol.313v.

[14] VOC1264, fol.178v.

[15] 第四冊的《臺灣日記》才又出現「Rappan」的社名,參見第七章。

[16] DZII, p.107, 109; 並參見第三章。

[17] DZII, p.119, 256.

[18] 中村孝志,〈蘭人時代の蕃社戶口表〉,《南方土俗》4(3),頁183。

[19] Esquivel, 1632, fol.309v; 1633, fol.320v.

[20] DZII, pp.109-110, 257. 引文中,我把有關北投的拼音均列上,一方面藉此以證明北投社的另一名稱──因頭目名相同;另一方面也在說明荷蘭人對原住民的社名與人名的拼音,前後仍為統一。

[21] 「北投社」的社名,一般均謂起源於平埔族語的「patauw,意即巫女」,即以前有巫女住在這裡而有這個地名的稱呼,見:伊能嘉矩,《平埔族調查旅行》,頁165;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頁104。老實說,我對這種說法相當懷疑。伊能氏謂「平埔語Paktao是替病人祈禱的巫女」,就如同他說「八芝蘭」與布農族語的溫泉有關一樣,無法令人相信。至於安倍氏主要是研究南部原住民的語言,他如何知道北部的馬賽語有這個詞彙?更何況在當時現存的馬賽語,也找不到這樣的單字,見:土田滋,Linguistic Materials of The Formosan Sinicized Populations I: Siraya and Basai, (Tokyo, 1991).

[22] 薛化元、翁佳音總纂,《萬里鄉志》(臺北:萬里鄉公所,1997),頁25-28。

[23] 薛化元、翁佳音總纂,同上書,頁30。

[24] 耶士基佛神父一六三二年的報告有云:「金包里的土番與沙巴里相同,那些金包里人全都是沙巴里人」,見:Esquivel, 1632, fol.308v. 我之所以特別舉這條資料,重點在於不贊成伊能嘉矩所「調查」而主張的:北部的凱達格蘭(即馬賽族)族,是以三貂角為原據點而再四處分佈。伊能的這個主張來源,是依據和平島「龜霧社」原住民的筆談報導。但就如本書第五章所證明的,伊能等人都誤解「大雞籠社」的位置,才會有如此的推論。

[25] Esquivel, 1632, fol.313r, 314r.

[26] Esquivel, 1633, fol.321v.

[27]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135、139。又,這個「通事李滄」,我不認為一定是漢族出身,因為在荷蘭時代,淡水的番通事相當有名,並見本書第八章的結論。

[28] Fernández, One Hundred, p.3.

[29] 一般書上所轉載之圖甚為模糊,清楚之圖,可見:Kees Zandvliet、江樹生,《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上),頁26-27。

[30] Esquivel, 1632, fol.313v.

[31] Álvarez, Formosa, tomo 2, p.83; 村上直次郎,〈基隆の紅毛城址〉,頁15。

[32] E. Blair & J. Robertson eds., Philippines Islands, vol.35, p.148.

[33] DZII, p.43, 94.

[34] 李乾朗,《淡水紅毛城》,頁32-33,推測紅毛城以前曾有「一金字塔狀的尖形屋頂」,實誤。現在的紅毛城內展覽圖片,亦繪成尖形塔,我們希望能更正最佳。

[35] DZIII, p.347-348.

[36] DZIV, VOC1218, fol.225r.

[37] 此條資料,承蒙中研院臺史所的許淑真小姐(淡水人)提供意見,特此致謝。

[38] VOC1264, fol.181v.

[39] 吳桭臣,〈閩遊偶記〉,約於康熙五二年(一七一三年)來臺,收於《臺灣輿地彙鈔》(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頁18。

[40] 村上直次郎譯註,《バタブイア城日誌2》,頁284。

[41] VOC1160, fol.237v.

[42] DZIII, p.48.

[43] VOC1176, fol.742v-743r.

[44] DZIV, VOC1218, fol.160r-160v.

[45] VOC1207, fol.532v.

[46] DZII, p.97.

[47] 見溫振華,〈清朝小雞籠社初探〉一文所收契字,頁20、21等。

[48] 除了地點、方位一致外,我推測「Senaer」、「Sinack」、「Chinaer」,就是後來「林子(Nâ-á)」的地名起源。容我再大膽推測:「Senaer」一語,似與「Tamsui(淡水)」一樣,語源應該不是原住民語,而是漢語的「樹林(Chhiü-nâ)」。

[49] 中村孝志,〈台灣におけるエスパニヤ人の教化事業〉,頁56。

[50] 陳國棟,〈西班牙及荷蘭時代的淡水〉(上),《臺灣人文》第三期(臺南,1981),頁35;王國璠主修,《臺北市發展史》(一),頁908。又,上文中提到的現在地點距離,亦承蒙淡水出身的陳國棟博士向我再確定,在此一併致謝。

[51] 村上直次郎譯註,《バタブイア城日誌1》,頁349。一西里(Legua)約為 5.1-5.572公里,則一西里半就將近八公里了。我懷疑村上博士可能將英譯的「half a league」譯錯,可惜我一下子找不到Blair & Robertson編譯《菲律賓群島誌》所收的Concepción譯文,待考。

[52] 大國督,《臺灣カトリツク小史》(臺北:杉田書店,1941),頁79;方豪,《臺灣早期史綱》(臺北:臺灣學生書店,1994),頁212。

[53] E. Blair & J. Robertson eds., Philippines Islands, vol. 32, p.173.

[54] Esquivel, 1632, fol.308r-308v; 1633, fol.320v.

[55] DZIV, VOC1228, fol.604r.

[56] VOC1264, fol.181v.

[57] DZI, p.238.

[58] DZII, p.132.

[59] VOC1160, fol. 249v. 原文為「ten huijse van Sacko Chinas steen backer」。

[60] 中村孝志,〈台灣におけるエスパニヤ人の教化事業〉,頁36。

[61] 大國督,《臺灣カトリツク小史》,頁88-90;Álvarez, p.64-65.

[62] Álvarez, pp.49-50.

[63] J. de Hullu, Dagh-register gehouden int Casteel Batavia, Anno 1644-1645, p.128; 村上直次郎譯註,2,頁281;郭輝譯,《巴達維亞城日記》(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0),頁414-415。上引資料,係採用中譯文。我說《巴城日記》摘錄讓人不知所以然,是指巴城方面的人將臺灣送去的資料中「西班牙據雞籠後的第四年」,抄成「四年前」。

[64] DZII, p.258; 筆者的中譯,見:黃美英主編,《凱達格蘭族書目彙編》,頁114。

[65] 原住民的口供交待了西班牙文獻所未記之事,但口供卻記錯年代。口供謂「領有雞籠後的第四年」,應為「第七年」之誤;口供又謂「十至十二年前」,亦誤,應為「八年前」。關於課稅資料,參見:村上直次郎譯註,《バタブイア城日誌1》,頁279。

[66] 翁佳音,〈舊地名考證與歷史研究〉,頁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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